飞机降落的瞬间，他们重新有了安全感，那种死里逃生的感觉。接下来隔离的日子里，为了“尽可能少地麻烦别人”，他们网购了自来水过滤器，用来取代购买矿泉水，选择吃压缩饼干，把垃圾存在冰箱，防止腐败。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这是他们的普遍心理。
上海浦东，工作人员和入境旅客 图丨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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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然洗澡时突然觉得胸闷，可能因为洗得时间太长，她有点低血糖。蒸腾的水气布满浴室玻璃，白茫茫一片。她出来吃了块巧克力，那是在一楼隔离的英国留学生给的。
酒店桌子上有很多东西是同一个航班的留学生支援的：充电宝、充电线、免洗洗手液、巧克力。她拿起一本书，外包装裹着一层气泡纸，她把气泡一个个挤破，这是她解压的方式。她手上的指甲油掉了一多半，她想等疫情结束，重新做红指甲，去去霉气。
已是到广州的酒店隔离的第五天，但她还会做噩梦。梦见走在路上，突然发现没戴口罩，或者突然学校决定，不让她入学。时差的原因，她也睡不好，还有一次，梦见从房门的猫眼里看外面，看见了病毒。“一个圆球，浑身都是眼睛”。驻点的医护人员给她带了安眠药，她才逐渐缓和一点。
3月20日从意大利回来那天，她只带了一个口罩和墨镜。墨镜充当护目镜，“全程没怎么摘过，就需要拍照的时候才摘下来。”
陈楠也睡不着，翻个身，把床头的台灯拧开。从枕头底下掏出手机，凌晨四点多。楼下隐约能听到大扫帚“哗啦啦”的扫地声，她下意识看了眼门——锁链挂上了。这是她从荷兰回国，隔离的第12天。由于时差，上完网课已经是凌晨3点，她睡不着了。
这一天可怎么过呢？闹钟设在七点钟。准时响。陈楠关上台灯。为了省电，她晚上只开一个台灯。虽然知道疫情期间不断电，但她还是担心，“这个房子不能在线上缴电费。”拉开窗帘，天亮了。
她起来做饭，一般早上会做出一整天的饭。冰箱里的蔬菜和水果不少，蔬菜有圆生菜、菠菜、豆角，“买的都是洗完就能吃的”。她以前很喜欢吃土豆，回国她没买过，因为要削皮，果皮是多余的厨余垃圾。类似的考虑还有水果，她只买苹果、梨、小番茄这些，可以直接吃进肚子里，香蕉、橘子、葡萄这些带皮，不及时扔容易腐败，她不会买。
她计划一周最多在生鲜APP上买两次菜，垃圾也尽量一周丢一次。社区工作人员来送菜时，刚好可以把垃圾提下去。有一次他们送来一兜水果，是亲戚送来的，这算是给她“添了麻烦”，因为其中有个菠萝，吃完菠萝，为防止皮腐败，她一直放在冰箱冷冻层里，5天后扔垃圾才拿出来。
工作人员集中扔隔离点产生的垃圾 图丨新华社
陈楠烧了壶水，用的是网上买的滤水器。她其实喝不惯自来水，但看到网上留学生因为矿泉水的事儿被骂，她心有余悸。于是在网上看如何过滤水，买了个滤水器。“矿泉水沉，工作人员拎上来也麻烦。”
还有一个箱子，用来装方便食品。巧克力、压缩饼干、方便面等，她担心工作人员可能有事儿不能及时送菜，就买了以备不时之需。方便食品中有一个卤蛋和面包，是在回北京的飞机上空姐发的。那会儿她没心思，也不敢吃，直接摆手说不要——网上很多攻略说飞机上不要吃喝——空姐还是放在了她的小桌板上，“拿着吧，后面时间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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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买最少的东西和产生最少的垃圾？如何满足基本生活和减少麻烦别人，这是陈楠想过最多的。12天前，她从北京转运点打电话，得到社区允许，回小区居家隔离。是专车把她送回来的。签完承诺书，在社区工作人员一路陪同下，一直到家门口。中间什么都没摸过，电梯按钮、门把手，所有设施碰都没碰过，而且戴着口罩、手套。
等待是回国当天的主要状态。陈楠在飞机上等了近4小时，健康检疫、过海关、坐大巴到转运点。一路秩序井然，多数人都很自觉。穿着防护服、戴护目镜和口罩的工作人员让陈楠感觉到一种安全感。
填入境健康表时，她事无巨细地写了自己的症状和病史：花粉过敏、轻微鼻炎和咽炎、小时候得过脑炎，曾得过水痘。
有两种特殊情况可以申请居家观察。一是70周岁以上老年人、未成年人、孕产妇、有基础性疾病的；二是有单独住所，且无他人同住的，可申请居家观察。她属于第二种。
3月17日下午，车刚到小区门口。陈楠透过窗户，认出了等她的社区工作人员，四女一男，最高的一个中年女性，黑色的普通口罩，外面套了一层医用的。顾不上寒暄，她拉着行李箱跟他们往小区里走。那天天气很阴，从门口到居委会，不足200米，她却觉得异常漫长。往来的行人不少，她总感觉有很多人盯着她——从荷兰回来，一路上太紧张了——保安亭里的保安、查出门证的志愿者、量体温的工作人员。
北京某小区，志愿者为进入社区人员测量体温 图丨新华社
居委会一个12平米的单独小屋里，一进门就能闻到浓郁的84消毒水味。桌子上放着一沓社区防疫通知，四五桶84消毒液。先量体温，给行李箱喷上酒精。
随后开始回答一路上回答了很多遍的问题，你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14天不出门，社区的人会给她送菜和扔垃圾。“可以点外卖、买东西，我们给你送过去，但也别频次太高了，我们社区工作挺多的。”陈楠连连点头，鞠躬致谢。
“那个姑娘！”
从居委会回出租屋的最后一段路，身后突然有人喊，她一哆嗦，瞬时脑补了很多场景：整个小区的人知道回来了一个留学生，陌生人过来问她，从哪里回来？——从荷兰回来，一路上太紧张了——回头看，只是社区的人提醒她：
“口罩戴反了，深色的在外头。”
能回小区隔离并不容易。当天在转运点，陈楠接通社区的电话，倾诉了自己的难处：回国退票和返程费用已经让她花了近5万，她经济条件有限，想节约点成本。“活了30多年，第一次那么求人。”对方说再问问领导，让她等一会儿。
转运点人很多，多数在打电话。有的和社区报备，有的在和家人联系。蓝色大牌子上写着“隔离病毒，但不隔离爱”。陈楠蹲在一个人相对少的角落里，盯着手机屏幕，像等待判决。腿麻了，她心神不宁，去了厕所，竟然在卫生间突然大哭起来。
“回国就安全了姑娘，别哭了 。”洗手池边，一个中年阿姨给她递纸巾，眼泪把口罩都打湿了，但她控制不住。这也是积压了几十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的情绪释放。
阿姨说了很多话。不要想不开，她说，年纪轻轻没有过不去的事。她只记得阿姨是单眼皮、很瘦、不高，头顶有很多白头发。
终于，社区回电话了，同意她回去。
3
赵贤在厦门的隔离酒店已经待了一周。24岁的大男孩，胃口正好，隔离点配送的标准盒饭他每餐都吃不饱，但也不好意思再要，“不想麻烦别人，当减肥了。”
有件事却不得不麻烦。他发现，他的房间和隔壁共用一个大窗户，中间的隔断连接处留下一道缝。隔壁住的是一个从马来西亚回来的人，他思来想去，决定跟驻点的医务人员说一下。
医务人员过来看了一圈，确实不符合隔离条件，应该给他重新安排一个房间。但酒店已经住满，唯一剩下的是曾经的办公室，窗外是工厂，因为房间隔音不好，汽车鸣笛声和轰隆声不断。他选择回到那个房间，要来透明胶带，决定贴补一下。
酒店隔离点，工作人员例行消毒 图丨人民视觉
不上网课的时候，他晚上12点就睡了。早上六七点，外面的工厂开始吵。南方天气很闷，但他不敢开空调。
不好意思麻烦别人，也不想引起太多人注意。这是归来留学生的普遍心理。赵贤也很气愤一些不遵守规则的留学生，但一竿子打死所有留学生的言辞，他觉得委屈。“留学生回来多数很守规矩，该等就等。”
落地厦门时，赵贤经历了一场虚惊。他在入境表格里填：嗓子干，喉咙痒。虽然知道也可能是因为慢性咽炎，但他还是如实地写了。随后量了体温，37.7度，他吓了一跳——直接安排做核酸检测。
虽然加拿大不是疫区，但回来时已有100多例确诊患者。去医院检查的路上，他坐在救护车上穿着防护服，心情复杂。厦门平均温度18度左右，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贴在身上不太舒服。但他想到医务人员要全天穿着，确实挺不容易的。到医院抽完血，做完CT已经中午12点。
他坐在医院里等结果，爸妈一直在微信上问他情况怎么样。他偶尔回几句，就不回了，“有点烦。”等待的间隙，他找做中医的朋友，说了自己的情况。“看舌头，你应该就是上火了。”医生朋友给的答复，让他稍微缓解了一下情绪。一直到晚上6点，结果终于出来了，只是上呼吸道感染，医生给他开了清火的药。
从医院到酒店已经是晚上9点。从早上5点下飞机，他在外奔波了近16个小时，没怎么吃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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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然还在酒店隔离，但已经在网上买了很多食物，还有生活用品，都寄回了家里。她之前学日本的山下英子断舍离，现在她觉得，人活着要有危机意识，吃的喝的用的都得屯满才安全。
她刚满23岁，回国一半原因是为了父母——意大利情况越来越糟，妈妈一天三遍地问她：“今天出门了吗？不要出门。”父母40多岁才有的她，对她万般宠爱。随着国外疫情升级，妈妈已经连续一个月睡不好觉，心脏病也犯了好几次。虽然担心学业，但她还是选择了回来，“命没了，一切都是0。”
意大利已确诊11万新肺患者，延长“封城” 图丨新华社
在荷兰时，陈楠感觉到的危险更具体，他在荷兰的室友，是当地人。疫情发生后，他曾感冒，在家里不断咳嗽。陈楠很害怕，提醒他戴口罩。他说，“你是年轻人。怕啥？”说她小题大做。欧洲人对待疫情的冷静，让她感到恐惧。
留学生活只进行了不到半年。那是陈楠孤注一掷的决定。2018年，30岁的陈楠遭遇公司裁员。北漂八年，没房没车没户口的大龄单身女青年，决定踏上出国留学的路。“缓一年，回来是应届生，能落户口。”从工作切换到学习状态，“压力真挺大的。”准备了3个月，她最终雅思7.0高分通过，在2019年9月顺利入学。
然而还没等到毕业，却先等到了新冠病毒。眼前的困难是：学业如何继续，能否顺利毕业，至于未来的就业、落户，更是充满了未知。
“想到这些就心里难受。”她花钱在一个在线英语外教的软件上买了英语课每天和外教对话2个小时。利用一切机会去学习，“没有条件也得创造条件”。有一次她的外教是来自荷兰，刚开始对话时，她很关心地问陈楠还好吗？中国情况怎么样?课程开始半小时，外教突然咳嗽了两声，陈楠又被拉回到了那种恐惧里。
没有人知道学业最终会怎么样。李晓然在意大利的学费照缴，网课有时差，她不知道能否顺利毕业，学校暂时没有出台什么政策，只能等待。赵贤也是这样。他在加拿大的房子依然缴着房租，签证7月就要到期了。如果到时候疫情还没结束，他无法办理签证的话，不知道学业要怎么办。
陈楠的困境更为现实。比起其他经济宽裕、有父母支持的留学生，一点风险都可能压垮她。更近的问题是，她要缴纳一个季度的北京房租了。回到国内，她感受到安全，同样又感受到巨大的生存压力。
除了做饭和学习，她已经开始委托朋友、在网上寻找兼职，做一些平面设计。3月底，她甚至开始尝试投简历，想着如果真的再有一年半载回不去，多赚钱养活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陈楠身边只有几个人知道她回来，她不敢让太多人知道。隔离的12天中，她很少说话。有时候，玻璃外飞过来一只虫子，陈楠就观察它，跟它打招呼。“早啊，你今天早饭、午饭吃什么啊？”
每天稍微幸福点的时间是下午三四点钟，房子朝西南，阳光能晒到书桌上。她会看楼下的白玉兰和樱花，楼上的油烟味也会灌进她的房间，有时候能闻到辣椒味，有时候好像能听到，“刺啦”一声的炝锅声。
工作人员等待旅客入境 图丨人民视觉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