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示威者的反中立场相当明确。然而，内地人又是如何看香港的呢？德国之声检视了一下网上言论，并向德国多名中国问题专家请教看法。
香港反修改《逃犯条例》的示威活动中有人打出“香港不是中国”的标语
（德国之声中文网）令人触目惊心的画面：香港摩天大楼之间，人流如潮，蒙面示威者冲击议会大楼，诉求民主的口号声在这个金融中心此起彼伏，示威标牌上大写的红色字母夺人眼目，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信息：”香港不是中国”。
然而， 内地中国人又是怎么看香港的呢？
要确认这一点并非易事，原因是，中国官媒直到最近都几乎不报道港人的大规模示威现象。不过，在微博或微信等社交平台上，还是能找到涉及香港抗议运动的言论。
这些言论大致可分三类。
其一：”香港从内地得到了大量财政支持，为什么他们还一直不满意？没有内地，香港在经济上无法生存。”
实际上，在1997年归还中国时，香港对中国的出口产业扮演着中心角色。中国对外贸易中，几乎有一半经由香港实现。现在，其份额不到12%。杜伊斯堡-埃森大学经济学教授陶伯（Markus Taube）指出，作为中国快速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后果，所有这些依赖性都出现了不利于香港的变化。这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表示，”如今，深圳和上海如此强大，使得中国能够承受一个虚弱的香港。而若往前二、三十年，一个虚弱的香港会是中国的一大灾难。”
2007年经济危机时，中国曾拨出巨资，支撑香港景气。不过，经济学家陶伯认为，这一注资并不是值得人们特别重视的财政帮助，因为”它绝非慈善行为”。他指出，危机期间的大笔注资最终是为维持香港的稳定，让其发挥中国国民经济金融服务一大中心的功用。
陶伯教授指出，说香港人尽管得到内地的大量金融援助却不知感恩，这种看法是一种扭曲认知带来的后果。这种认知全然勾销了香港在过去对中国的意义：”要是回顾一下过去40年的历史，毫无疑问，是中国更多地受惠于香港， 而非相反”。
与香港相邻的内地城市深圳
其二：”在殖民时代，港人虽有法治，但同样没有自决权，为什么他们现在要了？”
资深记者、德国之声专栏作者泽林（Frank Sieren）就此解释说：尽管在英国殖民统治时代港人没有自决权，但他们有着一种非常积极的生活感受，因为，作为通向中国的大门，香港非常繁荣，港人地位优越。曾几何时，发生了位移，”他们每天都感受到，他们所在城市的意义在消退，与此同时，北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中国政治研究学者黑伯勒（Thomas Heberer）认为，很多港人对扩大民主选举的期望（香港基本法中有相关规定）迄今未能实现。
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中，明文规定，香港未来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这并非没有原因。北京试图通过这样的阐述安抚当时还是殖民地的香港居民，以避免发生因害怕即将受到共产党统治而大量逃离的现象。
经济专家陶伯确信， 根本问题在于两种价值体系并存但无法匹配。他解释说，港人与社会有着不一样的关系，对民主结构有着比内地民众所能想象的大得多的需求和兴趣。他指出，民主制的价值、港人对中国威权型统治结构的害怕心里是很多囿于信息和宣传局限的大陆人完全不清楚的。
抗议者冲进了立法会
其三：”港人只不过是懊恼郁闷罢了，因为富裕差别不如1997年时那么大了。港民高人一等的感觉不存在了。现在，内地人有更强的购买力。”
虽然香港依旧比中国富裕，但差别在变小。香港居民的人均经济力虽仍是中国的4倍，但1997年时，港民的富裕程度差不多接近11倍。
不过，经济学家陶伯认为，说富裕程度差别减少是港人愤怒的原因，这种看法不足为训。诚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导致众多中国消费者形成巨大购买力，推高了香港的物价。这个面积不大的大都市不动产价格高得令人乍舌，就是一个例子。2012年以来，房价涨了一倍以上。
在泽林看来，住宅市场紧张的责任不在内地人。他认为，香港本应强化管理房地产市场。他指出，”这座城市足够富裕，每一个在那里生活的人都该能体面地生活。之所以不是这样，责任不在北京。”
“沟通交流不畅”
在内地社交网站上传播的有关香港及其居民的言论显示出，他们缺乏对内地和香港历史以及香港民众思维方式的认知。此外，还有官媒的影响。黑伯勒表示，目前这样的有关示威运动的报道导致内地中国人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香港人根本不愿属于中国，并可能会拒绝中华民族。的确，中国对港人民主追求的抵制只会加大香港与内地和习近平”伟大中华民族”设想之间的距离。
中国通泽林认为，眼下，相互之间的信息交流有误，而错误信息并不只源于内地，”不再相互交谈，只拿对方的弱处说事儿，而不愿看到，走到一起会更强大”。他将之比喻为夫妇吵得天翻地覆，碍难理性交流：”在内地一方，曾有过自卑心理，港人那里则多少有一点高人一等之感；如今，情况反了过来。”他指出，双方仍更多地是数落对方而非相互交流；内地的非客观报道则无论如何也未能对缓解问题有所帮助。
文章来源: 德国之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