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外交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苏州工业园区1994年破土动工。这是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重要项目，是中国第一个跨国合作工业园区，此后被视为“改革开放试验田”“国际合作示范区”。截至2017年底，已有9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园区共投资了156个项目，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园区的发展成绩斐然。
回想当年建设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2000年8月，我出任中国驻新加坡大使，刚到任就碰到一个棘手的问题，苏州工业园区建设遇到了困难。双方发生一些意见分歧，且越来越大。以至于新加坡方面有人觉得这步棋走错了，当初就不应该到苏州去合建这样一个园区，甚至有人主张撤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提到，“我们应该学习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很敏锐，就在这一年，时任总理吴作栋、资政李光耀访问中国，就此做出呼应，表示愿意跟中国合作，通过共建工业园区把新加坡的经验介绍到中国来。中方对新方的提议持积极态度。经过新方多次来华实地考察以及双方几轮磋商后，中新两国同意在苏州合作建设一座工业园区。
1994年2月26日，中新双方在北京签署合作开发建设苏州工业园区的协议。其目标是要建成一个以高新技术为先导、现代工业为主体、第三产业和社会公益事业配套的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化工业园区。为此，双方还成立了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作为园区开发主体。该公司预计投资1亿美元，注册资本5000万美元，其中新方占股65%，中方占35%。
当年5月12日，苏州工业园区举行隆重动工典礼，中方时任副总理李岚清、新方资政李光耀出席了活动。这一天，金鸡湖畔彩球高悬，鞭炮鸣响，气氛喜庆而热烈。李光耀在致辞时非常动情地说：“这是新加坡和中国非常用心地共同兴办的一个项目，相信这对中国借鉴新加坡的经验，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并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是很有益处的。”
工业园区建设初期，双方合作默契，工程进展较快。但好事多磨，没过多久问题就来了。新方的想法跟苏州的想法有了分歧。水、电、路、厂房的建设标准，新方要求很高，比如自来水要求打开龙头就能喝，这在当时我们国内包括苏州很难做到。而新加坡可以做到，他们要求要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分歧不断，摩擦增加。此外，在中新合建工业园区之前，苏州市政府在西边已经建了一个新区，其主要目的是承接从市区疏散出来的人口，以便实现旧城改造。因该新区享受到一些招商优惠措施，一时间成了投资洼地。新方听到这些声音，担心新区发展对苏州工业园区建设产生影响，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中方经过一番研究并与新方反复磋商后，决定采取“倒股比”的方案，即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的股比由新方占大股变成中方占大股，即中方占65%，新方占35%，并由中方牵头苏州工业园区的开发和管理。1999年6月，中新双方签署了一个关于调整股比的补充协议，并且明确协议从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
补充协议的签署朝着解决问题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对于工业园区能否由此走出困境，新方一些相关人员仍持怀疑态度。2000年8月我到任新加坡后，明显感觉新方这边弥漫着一股悲观情绪。我得去做调解，责无旁贷。我频频拜会新方上层人士、社会名流，出席学界和企业界的各种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和新方人员交流、探讨、切磋，尽可能争取更多理解，达成更多的共识。
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一个关键问题，通过共建工业园区，把新加坡的经验介绍到中国去，新方从一开始就强调“移植”。新加坡有裕廊工业园区，是亚洲最早成立的开发区之一，成为新加坡工业化的摇篮，也被认为是新加坡发展起步阶段办得非常成功的项目。新方就想把裕廊工业园区的一整套做法原原本本地搬到苏州去。正是这个“照搬”使他们在苏州碰不少壁。
因为新方中有不少人对中国文化很有研究，我便给他们讲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故事。又举了一个例子，中国“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结合中国国情，因地制宜研究出了杂交水稻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水稻的产量和质量，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新加坡独立二三十年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不是因为照搬西方的经验，而是走了一条东西合璧的路子。同样的道理，新加坡的经验再好，如果不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也难以在中国推行。经过我们双方的反复交流和探讨，新加坡方面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经验生搬硬套行不通，还是要因地制宜才好。
中新双方实行股比调整后，苏州方面负起主要责任，新加坡继续提供技术、经验等“软件”支持，同时也结合苏州实际情况作了变通。2003年底，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开发有限公司在连续3年实现盈利的基础上，消除了历年累计亏损。同一年，苏州工业园区的产值就达到1993年整个苏州市的产值水平，相当于10年再造了一个苏州。苏州工业园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2002年1月，时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带领苏州代表团访问新加坡。时任总统纳丹、总理吴作栋、资政李光耀分别会见代表团，对园区取得成功表示祝贺。李光耀说，双方在合作中出现一些分歧是难免的，重要的是大家很快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现在园区建设已初见成效，这个速度超出了他的预期。纳丹也信心满满地表示，先把苏州这个园区办好，以后可以把好的做法推广出去。
2004年，我结束在新加坡的任期向纳丹辞行，他又主动提起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认为这些年新加坡在同中国合作过程中既分享了经验，同时更向中国学到不少东西。
今天，苏州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中国与外国合作兴办工业园区的一个典范，其运营的成功经验被推而广之。中新继续联手打造了天津生态城、（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以及广州知识城等一批合作项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中新两国合作将迎来新的辉煌。
（作者张九桓为中国前驻新加坡、泰国、尼泊尔大使）
《人民日报》（2019年01月13日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