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据澎湃新闻网）
近日湖南益阳12岁男孩因不满母亲管教太严持刀弑母后，因不满14周岁被警方释放。据部分媒体报道，亲属想将其送回学校，遭到其他家长反对。可以说，每一次低龄未成年人恶性暴力事件的出现，都是对大众神经的挑战，并将“是否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重新抛回舆论场。
不能“一放了之”
对未成年人犯罪宽以待之的原因是违法未成年人既是社会环境的危害者，也是社会活动受害者，具有更强的可改造性。故而，当代刑法普遍确立了“宽容不纵容”的少年刑事司法制度。然而在现实层面上，我们不得不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日趋低龄化、恶性化的现实，校园暴力频发，部分地区出现“13岁犯罪现象”，舆情的发酵折射出民众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不力的担忧。
依照刑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规定，对于未达到14周岁的未成年人，无需就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但应通过责令监护人加以管教、政府收容教养、送工读学校矫治教育进行替代性约束，绝不能够 “一放了之”。需要指出的是，湖南弑母案中“直接释放”的说法并不准确，公安机关确系无权对涉事未成年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因为“对未成年人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应当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或者原所在学校提出申请，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但后续非刑罚处理措施公安机关及教育部分也需尽快协同跟进，保障最优惩戒、矫正效果，也给公众一个合理的交待。
不能“一降了之”
面对极端事件时，是否应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话题总会引发舆论热议。未成年人犯罪防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家长、学校、社会缺一不可的长期工作。仅通过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来扩大刑事犯罪打击范围，无异于将社会承担的教育、引导作用由越轨未成年人一力承担；而犯罪实证研究亦证实该种做法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刑事责任年龄是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依据中国的地理、气候条件，根据国家对少年儿童的政策制定，其适用范围不仅针对包括恶性暴力案件，亦是针对有“青春期违法”的未成年人。根据标签理论，被贴上负面标签者会为标签强化走上越轨生涯，如果使尚可改正的未成年人过早贴上负面标签将推使其成为累犯，最终社会和大众都将付出更大代价。而刑事法律政策也必须兼顾青少年法治素养在地域、城乡、经济水平等多个维度的不平衡，防止对极端恶性案件出现过敏反应，避免以少数现象惩罚多数人。
少年司法配套亟待改善
无法忽视的是，近年来部分案件折射出少年司法滞后、替代性约束措施不足的问题也必须重视。湖南益阳案件中部分家属的担忧不乏道理：一方面，实施恶性暴力事件的未成年人已经出现严重越轨行为，普通基础教育无法对其进行有效心理干预及矫治，也折射出家庭教育的缺位；另一方面，他可能会对学校后续教学秩序形成干扰，尤其是对同龄人形成“犯罪没有后果”的不良示范。
处分措施的不足，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政府收容教养”的虚置。从主体、场所、程序上政府收容教养都缺乏明确规定，尤其是劳动教养制度取消后，公安机关由于缺乏执行场所更开始流于形式，即使部分保留少管所、劳教所的地区亦屡屡受到合法性拷问。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工读学校配置严重不足，截至2017年底已注册的专门学校不足百所，与青少年预防需求极不相称；部分不具有资质的商业机构和训练营滋生的各种问题也使得工读学校被进一步“污名化”。
故而，如何加强工读学校资金及人员投入，推广“以教代刑”理念，对涉事未成年人家属进行亲职教育，探索家长、学校、社会协力的阻断、矫治措施，实现少年司法的配套完善，才是目前法律与社会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
（姜楠，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二庭审判员，海外网特约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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