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正在制作莲花石拓片。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供图
长江重庆段水域中，隐藏着7个神秘的川江枯水题刻：江津莲花石、巴南迎春石、江北耗儿石、朝天门灵石、涪陵白鹤梁、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
在文保工作者眼中，这些题刻记录了千年以来的水文资料，珍贵无比。不过，它们有的10余年，更甚者几十年才露出水面一次。有的研究者等了一辈子，都难以见其真容。
抢拓题刻，历史可考“出水”仅17次
2月13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文化研究所所长刘兴亮博士接到了一个让他兴奋不已的电话，是江津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张廷良打来的：“兴亮哥，那块石头好像有‘出水’的苗头！”电话中提到的那块石头，就是江津莲花石。历代文人在莲花石上留下的题刻，记录了南宋乾道中期至1937年间近800年的长江枯水位的情况，是重要的国家水文资料。
“历史上莲花石可考证的‘出水’次数仅有17次，1987年进行过椎拓工作，但所获甚少。”刘兴亮说。这一次题刻的“出水”预兆，让从事了7年枯水题刻研究的他非常兴奋，“一个人活一生，见它的机会也就这么几次。”
刘兴亮随即请江津方面提前联系好了船工，并准备了纸、墨、白芨水、拓包等椎拓工具。3月1日，他得知下午水位开始下降，莲花石“出水”了，立即带领文保团队开赴现场，要抢在江水上涨前获得更多的资料。
3月的重庆虽已入春，但气温仍然只有10摄氏度左右。文保工作者们跳入冰冷的江水中，靴子进水了就干脆打赤脚。拓片工作需要非常仔细，有时候眼看就要成功，突然经过一艘轮船，浪花又把拓片破坏掉，只得重新来过。“我们每成功制作一张拓片，平均要损坏四五张。即使几个人同时开工，也要几个小时才能成功完成一张。”刘兴亮说。就这样，团队成功抢拓出10张题刻拓片。对这样的成果，他不无自豪，“如此全面的拓片，目前在全国只此一家。”
3月6日，天降雨水，椎拓工作已然无法进行。3月8日，江水再次完全将莲花石淹没。“下次见面，怕是我已经退休了。”面对汹涌江水，刘兴亮感叹了一句。
科学保护，为研究长江洪水规律提供重要资料
枯水题刻在古代被用来预卜农业的丰歉，却与现代水文站测量水位升降数据的原理相吻合，题刻上丰富翔实的内容也为研究长江洪水规律提供了重要资料。刘兴亮介绍，“放眼望去，中国的题刻很多，但是水文石刻尤其是枯水石刻，如此大规模集中、保存状况如此之好，只在三峡地区尤其是重庆库区。可以说这是一处独特的物质文化遗产。”
三峡蓄水后，水位线提升，大部分题刻基本全部没入水中，理论上很难再次见到。“所谓枯水石刻，即使没有三峡蓄水，本身很多也要十余年，甚至几十年一出。”刘兴亮说。7年前，他从一个从事古代史研究的“外行”加入到三峡文化研究的队伍，专注于三峡石刻研究，发现三峡文化领域之广超出了他最初的想象，对石刻文化也越发“痴迷”。
关于三峡的枯水题刻，文保工作人员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对一些题刻拍了照片，做了拓片，进行了基本的测量。但是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些工作或多或少留有遗憾，比如搜罗不全、拓制拍摄不清等。为什么会这样呢？刘兴亮介绍，进行水下的拍摄和测量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题刻区域可见度高，少有淤积、磨泐。二是技术人员对题刻群本身的掌握较为准确，有较好文献基础和研究素养，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但目前，这两方面条件都有所欠缺。
由于长久地侵蚀，枯水题刻随着时间的流逝，势必逐渐消亡，如涪陵白鹤梁上的唐代石鱼，早在清代前期就很模糊了，莲花石上的宋代文字也已经模糊不清。刘兴亮说，“现在我们正在努力，白鹤梁、龙脊石等题刻群，经过了科学的保护后，效果很好。”
资料整理，让大众了解这批极富特色的文化遗产
“除了水文资料，川江七大枯水题刻的内容基本都与南方地区普遍流行的修禊习俗有关，民间将其视为神明，常有祭祀活动围绕其展开，希望能够消灾祈福。”刘兴亮如数家珍。比如史料记载，每逢水位枯下的初春时节，当地百姓就会到丰都龙床石上举行一种“拜龙床”的民俗活动。他们焚香秉烛，祈祷龙神，保佑男孩成器成龙、长命富贵，同时也祈望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在云阳龙脊石上，当地民间也有举行修禊和“占鸡卜”的习俗活动。
“当前保存题刻数量最多最好的是白鹤梁，这是发现石刻时间跨度最大的一处题刻群，题名人多达594人。”刘兴亮介绍，通过白鹤梁上的题刻就可推断整个唐宋以来70多个枯水年份的水文情况，研究价值很大。
到目前为止，刘兴亮最大的一个愿望，就是能见到朝天门灵石一次。
据史料记载，朝天门灵石上有自汉、晋以来题刻15段左右。1972年，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博物馆联合进行水文考古调查，发现朝天门附近有长约200米的石梁延伸至江心，分隔两江之水。但遗憾的是当年水位不够低，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曾有一位老船工讲，民国时期一次极枯水位时，灵石曾露出江面，水下隐隐有字迹。从文献记载来看，灵石题刻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水文标尺的作用，但这几十年里，灵石从未再现。”刘兴亮说。
刘兴亮表示：“三峡蓄水后，客观来讲，我们已经没有很好的条件再对题刻考古资料进行系统的调查。所幸之前有较为科学的保护措施，留下了大批的资料，至今还缺乏研究整理。我们目前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资料整理好并公布出来，通过学术化、通俗化，以图书、展览、文创产品等多种形式载体，让大众真正了解这批极富特色的文化遗产。”
讲到这里，刘兴亮喝了一口茶水，目光看向远方，“何时才能找到它呢？有人等了一辈子都没机会见到它，希望我今生能有机会见一次。”
《 人民日报 》（ 2018年03月28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