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居住问题有目共睹，而且正变得日趋严重。公屋申请平均轮候时间已跌宕至5.4年，有10万人住在“棺材房”和“劏房”。这样的局面，与国际知名大都市格格不入，更与太平山上的豪宅形成鲜明对比。香港人看重人权。但在一般人看来，有房住，有衣穿，有饭吃，正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最基本的尊严。香港绝没有理由，一面穿着“全球最有竞争力经济体”等光鲜靓丽的外衣，一面却在住房上露出极为难堪的里子。
香港住房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土地，增加土地供应已经刻不容缓。香港不是没有土地，但政府手里地太少。根据去年底的《长远房屋策略》，未来10年，香港公私营房屋新供应比例定为7:3，但事实上，政府能觅得的土地，仍不足以支撑这一目标。民建联的建议，无疑为特区政府提出了一条解难题的思路。
要援引《收回土地条例》，意味着自有财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一次利益平衡。这些土地，主要指囤积于地产商手中长期不开发的土地。由于《基本法》第6条与第105条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外加援引条例或遭旷日持久的司法覆核，特区政府对于是否引用《收回土地条例》有过迟疑。然而，诸路不通后，收回土地是可行之道。根据基本法105条，征用土地的补偿“相当于该财产当时的实际价值”，收回是有偿的。为公共利益计，为解决民生计，地产商是时候释放最大善意，而不应只打自己算盘、囤地居奇、赚尽最后一个铜板。什么才是对香港未来负责？什么才是对年轻人“网开一面”？这才是。
这也是调整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一次契机。香港社会被金融地产互相缠绕的发展逻辑捆绑已久，但这一发展模式，既不是永动机，更潜藏着不少危机。我们很能理解，一些香港市民担心，供地增加，或导致资产短期无法快速升值，也理解地产商在商言商。但这恰恰是一次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的重新审视，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发展利益的再权衡。一旦香港社会打上死结、失去竞争力，所有人的房产都会不断贬值；只要东方明珠持续保持竞争力，那么受益者，一定是香港企业与市民。
今天，我们必须全面考虑香港的竞争力。人们一贯认为，自由才是香港的核心竞争力，事实上，民生也是竞争力。保障民生，让社会更加公平，也是积蓄的发展动力。香港历来奉行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模式，在改善民生方面，一直秉承“积极不干预”理念，但这一思路已成历史教训。香港不仅要“有效市场”，更需要“有为政府”。三个月来，“反修例”之所以将许多原本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卷入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未来的无力感，而住房，正是重要根源。对于这一影响香港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需要特区政府有预见力、决断力、执行力，更需要香港全社会凝聚共识。
在住房问题上，香港已错失诸多历史契机，不能再拖延。董建华上任之初提出《八万五计划》，提出每年兴建公屋和私营住房不少于八万五千套，10年内让香港七成家庭能自购住房；梁振英执政时期，也将解决市民住房问题当作首要任务，提出要加速修建公屋；林郑月娥上台后，提出填海造岛的“明日大屿”计划……但这些完全为香港长期公共利益考量的方案，或草草收场，或大打折扣，或至今搁浅，都称得上命途多舛。
究其原因，既有反对派在立法会的拉布，为反对而反对，别说“明日大屿”计划本身，即使是申请研究该计划的拨款议案，还因政治缠斗在立法会搁置；也有地产商为既得利益，不断要挟政府、捆绑民意，这让整个香港社会陷入房子买不起又跌不起、不够住又建不起的泥沼；也因为一些公众，对特区政府改善民生的能力，不了解、不信任。这一次，香港社会，能否抛开政见，平心静气坐下来思考《收回土地条例》？能否放下偏见，理性看待特区政府为民生作出的努力？能否正视公与私的天平，真心实意为香港“计深远”？
香港不能再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