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新加坡官员看来，香港对中国大陆经济的过度依赖给了新加坡机会。该国希望能够取代香港，成为亚洲商业中心。
新加坡经济发展局（EDB）主席马宣仁（Beh Swan Gin）上周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表达了这一观点。“中国（内地）对香港经济的重要性已经变得不成比例，”马宣仁说，“如果你的公司打算协调、管理在亚洲的业务，那我觉得一个越来越‘中国中心化’（China-centric）的香港可能已经不太适合这些商业活动了。”
马宣仁承认，香港的重要性仍在上升，瞄准中国市场的公司会考虑在香港开展业务。在金融领域，香港坐拥世界第四大证券市场，相比之下，新加坡仅仅在东南亚享有优势地位。
但马宣仁将创新型和外向型的经济视为新加坡的机会：“我们是小国，永远不可能像硅谷那样具有自给自足的内部创生能力，而始终需要吸引外部的产业翘楚。”
根据他提供的数据，新加坡当前将 1% 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投入于研发，政府希望将这一数字提升至 3% ——接近创新型经济典范瑞士和瑞典 2015 年的水平。在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新加坡政府将税务减免从 150% 提升至 250%。
针对这两项举措，中国媒体“观察者网”对比了香港的对应政策。香港的最新财政预算指出，港府希望在 2022 年之前将研发开支占 GDP 比例从 2017 年的 0.73% 提升至 1.5%，长远目标是 3% 至 5%；税务扣减方面，首 200 万元符合资格研发的开支可扣税 300%，余额扣税 200%。
马宣仁表示，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将亚太总部或者亚太地区的非中国总部设在新加坡。不过，根据香港政府给出的数据，母公司在海外及内地的驻港公司数目也在增加。虽然总体数字小于新加坡，但其中包括 1413 家地区总部。
EDB 主席的表态是新加坡与香港争夺亚洲商业中心的最新例证。就在上个月，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副总裁对香港“半离岸、半在岸”的评价以及对香港证监会受内地影响的质疑受到香港证监会的驳斥。
尽管当前数据站在香港一边，但展望未来，香港仍在警惕来自新加坡的挑战。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 Heritage Foundation 发布的 2018 年经济自由指数排名，香港高居第一，新加坡紧随其后，且两地经济自由度均呈上升趋势。麦肯锡公司发布的 2016 年亚洲资金市场发展指数也显示，新加坡的总体评分仅次于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并且在大规模融资能力、投资机会上得到了“深”的评级。
2015 年李光耀去世后，香港《明报》对两地经济作了番比较。结论是：新加坡的产业结构较严重依赖金融与地产的香港更为多元；新加坡的住房政策对大众更具吸引力；金融领域，新加坡在外汇、期货、商品交易上具有深度和广度，而香港金融业的繁荣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民币离岸业务和国企股；新加坡的财政与外汇储备管理稳健，而香港还离不开“卖地补贴低税率”的模式；新加坡的种族多元性更强；新加坡的服务业较香港有更大的灵活性。
不过，《明报》同时指出，新加坡官方对经济的影响力其实超过香港——该国最大的金融机构淡马锡和星展银行均由国家控制。物价高企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另一项代价，移民潮和新加坡元贬值带来了资产价格飙涨。
香港方面，与内地合作的影响则是一个不确定因素。近期，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即将公布，按照设想，这一规划将促进大湾区内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借助“一国两制”，为经济活动提供“选择与弹性”。
经济学家樊纲则建议，“粤港澳大湾区”的英文翻译 “Guangdong-Hong Kong-Marco Greater Bay Area” 比较拗口，不易记忆，可以简化为 “The China Great Bay Area”，即“中国大湾区”。而随着这一湾区的体量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其名称甚至可以进一步简化为 “The Great Bay Area”，即不加地区限定的“大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