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台湾的米歇尔·吴（吴弭）将成为波士顿的下一任市长。她作为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当选该职位。
在波士顿市年轻的左倾选民以及黑人、亚裔和拉丁裔居民的支持下，市议员、36岁的米歇尔·吴成功击败了另一位市议员Annissa Essaibi George。她承诺将使波士顿成为进步政策的试验场。
以下是纽约时报周一发表的有关吴弭的报道。
在距离她首次参加市议会选举只剩几周的时候，吴弭(Michelle Wu)嗓子不行了。她的支持者担忧地观望着。在这座满是热情洋溢、活跃非凡的政客的城市，他们支持的候选人是一位温言细语、曾在哈佛大学(Harvard)就读的政策“书呆子”，这样的挑战难道还不够吗？还是说，在这座地域忠诚度极高的城市，她作为新来者还不够难吗？
如今，到了关键时刻，她在一片嘈杂中却无法让人听到自己在说什么。但愈发明显的是，当选举日到来，他们并不必担心。吴弭28岁时就已经计划妥当，她了解波士顿的政治生态，用政策吸引选民，拼凑出一个多种族的联盟。这与演讲说了什么无关。她会以另一种方式获胜。
11月2日，当36岁的吴弭在波士顿市长选举中与另一名市议员安妮莎·埃塞比·乔治(Annissa Essaibi George)针锋相对，她可能会打破一道全国性的藩篱。虽然亚裔是美国人数增长最快的选民群体，但亚裔候选人在大城市的竞选中并不占优势。
根据亚太裔国会研究所(Asian Pacific American Institute for Congressional Studies)的数据，在全美100座大型城市中，有六座城市的市长是亚裔，而这些城市全都位于加州或得州。
M. SCOTT BRAUER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吴弭是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的门生，在波士顿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这座城市正处于一个转折点，选民越来越年轻、教育程度更高、并且更加左倾。她提议让波士顿成为进步派政策的试验场；将城市开发合约重新分配给波士顿黑人所有的公司；削减警察工会的权力；免除一些公共交通的费用；并恢复某种形式的租金管控，这种的可能性令房地产利益相关方警惕不已。
“在市政府工作近10年，我发现在政府里最容易做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她说。“而在试图带来改变的过程中，那些想保持现状的人会被影响，或者感到不安，甚至遭受损失。”
批评人士称，吴弭所承诺的是她无法实现的变革，因为诸如租金管控这样的标志性政策要求在市长职权之外州级机构采取行动。“吴弭日复一日谈论着不切实际的事情，”埃塞比·乔治说道，她以务实中间派的身份参选，是前市长马丁·J·沃尔什(Martin J. Walsh)的盟友。
“我的作风是言出必行，信守承诺。”初选以来的民调显示，吴弭大幅领先于埃塞比·乔治。
JOSH REYNOLDS/ASSOCIATED PRESS
家庭的瓦解
吴弭出生时，她父母刚从台湾移民过来不久，为的就是下一代能取得成功。
父亲吴函（音）是化学工程师，被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录取为研究生。但他和妻子玉敏（音）几乎不会说英语。因此，大女儿吴弭从四五岁起就要充当他们的翻译，帮助他们与政府机构打交道，填写各种表格。
在芝加哥郊区读高中时，她的名字是米歇尔(Michelle)。她参加各种大学预修课程，加入数学小组和护旗队，并在学术评估测试(SAT)和大学入学考试(ACT)中获得满分。在毕业典礼上，作为共同致词代表，她以格什温(Gershwin)的《蓝色狂想曲》(Rhapsody in Blue)中的一段钢琴独奏博得了满堂喝彩。
她的妹妹谢瑞尔(Sherelle)说，父母鼓励她们培养广泛爱好，但不允许学而不精。然而这却不能包括政治。他们的父母成长在逃离了中国的饥荒和内战的家庭，认为政治是腐败而高风险的职业。他们希望吴弭学医，按照她的说法，“通过一连串考试拿到各种学位，过上安稳幸福的生活。”
当她按照父母毕生所愿进入哈佛大学，吴弭都不知道自己算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正是在求学哈佛期间，她的家庭分崩离析。
从她高中开始，父亲就与她一家人分居了，最终她的父母离了婚。她住在郊区的母亲离群索居，行为开始出现异常，对着电视大喊大叫，并拨打911报告诡异的威胁。
当刚毕业的吴弭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oston Consulting Group)做起了一份前途无量的工作，谢瑞尔·吴打电话对她说，“我们需要你回家，马上。”吴弭急忙赶回家，被母亲的病情震惊了。
她说自己发现玉敏拿着行李箱站在雨中，确信会有一名司机来接她参加秘密会议。她仔细端详女儿的面孔，寻找她不是机器人的证据。你不再是我的女儿，我也不是你的母亲。”母亲对吴弭说。
吴弭把这段时期视为她人生的十字路口，在那里，她放弃了父母替她写好的人生剧本。
“当这种转变发生后，感觉上人生就变得非常短暂了，”她说。22岁的吴弭被迫成为一家之主，并担起了这个责任。她成了家中最小的妹妹（11岁）的主要监护人，最终申请到了法定监护权。
母亲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她带母亲接受精神治疗。她还开了一间小茶馆，想着以后让母亲来接手。然后，对在政府机构遇到过的繁文缛节感到沮丧的她考进哈佛法学院，并把母亲和妹妹带回波士顿一起生活。这一次，她打算留下来。
政治的洗礼
教授合同法的沃伦还记得吴弭在法学院的第一个学期来她办公室的情形。吴弭是来为一些学业上的不足之处道歉的，但沃伦并没注意到她有任何问题。“她觉得自己没有尽力，希望我明白，她没有任何不尊重我的意思，”沃伦回忆道。
她们促膝长谈，吴弭讲了自己为何会照顾母亲和妹妹生活的经历。沃伦听完惊叹不已。“吴弭在法学院所做的事，我在25年的教学生涯中从未见其他学生做过，”她说。这就是吴弭和沃伦之间密切往来的开始，沃伦后来成了马萨诸塞州的进步派领袖。今年夏天，当被问及为什么会支持吴弭而不是其他进步派人士时，沃伦的回答很简单，“吴弭是家人。”
在法学院，吴弭开始扩大她在政府部门的人脉。在波士顿市政厅担任法律研究员期间，她为餐馆设计了一套简化的许可程序，并启动了一个餐饮卡车项目，引起了时任市长托马斯·M·梅尼诺(Thomas M. Menino)的兴趣。当沃伦决定竞选参议员时，吴弭请求为她的竞选工作。
曾在2013年与沃尔什竞争的前市议员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称赞她“对实地政治有着非凡的、天才般的理解”，与梅尼诺相似，她“对波士顿的边边角角有着过目不忘的记忆”。“她可以告诉你阿尔巴尼亚人在罗斯林戴尔（波士顿的一个主要居民区——编注）的六个社交场所。”他说。
2012年，她在波士顿市议会(Boston City Council)赢得了一个全额选举席位，成为继阿雅娜·普雷斯利(Ayanna Pressley)之后第二位在市议会任职的有色人种女性。几乎从一开始，她就在进步派那里遇到了麻烦。在市议会主席选举中，吴弭曾承诺支持市议会保守派领袖威廉·P·莱纳汉(William P. Linehan)，他是吴弭的早期支持者之一。
投票前不久，普雷斯利加入了竞选，这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对决。一批进步派重量级人物试图说服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当选议员之一、28岁的吴弭改变自己的投票立场。她回忆起“成千上万”的电话和电子邮件，让她“躺在床上哭泣、崩溃、颤抖”，甚至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还想要这个刚刚赢得的职位。但她仍然没有让步。这次投票给她的胜利蒙上了阴影。
许多进步派人士认为她的选择是出于政治私利，感激她的保守派曾在2015年支持她竞选市议会主席，但莱纳汉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对她恢复与进步派一致投票感到失望。在担任市议员的四届任期中，吴弭因专注于政府的实质事务而赢得声誉，她经常出席一些处理琐事的会议。
“她会让人想到的词是‘有条不紊’，这几乎是一种蔑视——我不想把她说成这样一个人：‘我要成为市长，我要在所有的方框里打勾，’”活动人士、前州政府交通官员克里斯·邓普西(Chris Dempsey)说。“我看到她出现在公众面前，处理问题，建立选区，展开对话，表现出一种一贯的态度。”
她用影响深远的提议吸引了年轻的进步人士，比如全市范围的绿色新政和免费交通，此外吸引人的还有她在TikTok、Instagram和Twitter上发布的竞选活动，以及她的竞选总部和两个年幼儿子的消息。
“我所有的同学都开始谈论吴弭，”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大四学生、22岁的本杰明·斯威舍(Benjamin Swisher)说。他还说，她获得候选资格“表明年轻人可以做到，我们有想法，去推动这个国家前进、去创造新美国”。
吴弭有时锋芒毕露，她经常直接在媒体或社交媒体上发表对沃尔什市长的批评，令他恼火。2020年，在她批评了市政府的一个冠状病毒基金后，他说希望这位市议员最好能“从她的日程中抽出时间给我打个电话，也许可以在电话里跟我们谈谈”。2020年9月，她是第一个宣布与沃尔什竞争的候选人，当时民调显示，沃尔什很有可能获胜。四个月后，拜登总统选择沃尔什担任劳工部长，她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
“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GBH电台评论员彼得·卡齐斯(Peter Kadzis)说：“她为了得到这个职务下了一盘大棋，她布局很长远，这在我认识的所有成为市长的人里是不存在的。”
作者：Ellen Barry （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