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EW KEH
东京——东京奥林匹克体育场五颜六色的看台设计——由白色、绿色和红褐色座椅组成的无序图案——是为了让人联想到日本森林里阳光斑驳的地面。
然而在过去三周，它们产生了另一种有用的效果：眯起眼睛，让它们变得模糊，这个宏大的建筑物里似乎就像是四处都坐着观众，似乎这个有着6.8万个座位的体育场实际上并不是空的，就好像这是一届正常的奥运会。
当然，现场并没有观众。周日晚在东京，一场朴素的闭幕式在日本巨大的国家体育场举行，为这届非同寻常的奥运会画上了句号，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届赛事感觉就像一场幻觉——有时令人信服且大受欢迎，有时则荒腔走板，令人惊愕。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Thomas Bach)去年所说，在疫情中奋力推进的这届奥运应该是“全世界正在经历的这条黑暗隧道尽头的光明”。然而，比赛却总带有幽闭恐怖的意味，与社会隔绝开来，东京各地的大型场馆都变成了封闭的安全屋。
从这个层面看，这届奥运是自相矛盾、不可思议、难以完全理解的。它是一场有关组织规划和执行的壮举，哪怕它到底是否应该举办都存在争议。它被固执地称为“2020东京奥运”，这个时光倒流的名字提醒了所有人，走到这一步的道路是多么蜿蜒曲折。它是为电视效果而设计的奇观，有时刻意到了荒谬的地步。
对选手而言，这届奥运关乎幸存，关乎坚韧，关乎勉强应对，以及到最后，即使未能实现目标有时也可以接受的心态。然而，即使是奖牌获得者，对于来到这里，对于忍受史上最诡异奥运之一的疏离环境，也会有矛盾之感。“我等不及要回家了，”美国短跑选手艾丽森·菲利克斯(Allyson Felix)在周五赢得铜牌后说，她因此成为奥运历史上获得奖牌数最多的女子田径选手。“我数着日子，已经没剩几天了。”
新冠疫情迫使选手在没有家人朋友（更不用说粉丝）的情况下旅行、比赛。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囿于自己的房间、专门安排的大巴和体育馆。尽管奥运会对日本的持续影响要在数周之后才能确定，但早期迹象表明，试图切断成千上万名来访者与东京居民接触的健康方案似乎起了作用，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在周五的新闻发布会上，巴赫报告称，奥运会期间进行了57.1万次病毒筛查，阳性率仅为0.02%。但是，实现这一点的途径，在奥运里打造一个国际奥委会发言人所说的“平行世界”的手段，无疑导致了这种疏离效应。
在奥运泡泡中，总共38个比赛场馆变成了怪诞的幽灵船。过剩的志愿者在没有人流量的地方值守。舞蹈团在空旷的看台前表演。场馆的播报员兴奋地鼓动着压根不存在的人群。说比赛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斯德哥尔摩的运动场、堪萨斯城的会议中心、迪拜的体育馆——进行的似乎都可以，能区别地点的标志少之又少。“如果不是因为疫情，这几乎算得上组织最出色的奥运会，”已经参加过19届奥运会的奥运史专家戴维·沃利钦斯基(David Wallechinsky)说。整届奥运会就像一个没有珍珠的蚌壳。
这种空洞感一方面是因为，在最受关注的项目中，千载难逢的精彩表现相对不足，另一方面也源于为数不多的几项辉煌成就缺乏观众的喝彩。运动巨星们在这座城市的烈日下萎靡不振，老牌冠军也未能达到自己设下的高标准。自始至终，奥运口号——更高、更快、更强——失去了往日风采。脆弱、自我认知和不完美成为了同样突出的主题。
可能是赛前话题度最高的选手西蒙·拜尔斯(Simone Biles)因为出现空中失感（体操中的易普症）而退出了早期比赛，随后复出获得一枚铜牌。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的日本选手大坂直美(Naomi Osaka)在女子网球第三轮比赛中连失两盘出局。世界排名第一的塞尔维亚男子网球选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Novak Djokovic)在铜牌战中失利。就连夺得五枚金牌的泳将卡莱布·德雷塞尔(Caeleb Dressel)也对多训练一年的劳损——他的教练称这种反常周期为“五年的四年一次”——以及在本届奥运会坚持下来的压力感慨不已。“有时候非常有趣，”德雷塞尔在谈到为期两周的东京之行时表示。“但我还是觉得大部分时候并非如此。”
尽管如此，依然有更低调、更安静的闪耀时刻。
意大利选手詹马尔科·坦贝里(Gianmarco Tamberi)与卡塔尔选手穆塔兹·艾萨·巴希姆(Mutaz Essa Barshim)在得到机会后决定分享跳高金牌，他们的情谊与庆祝吸引了国际观众。为菲律宾赢得首金的举重选手伊迪琳·迪亚斯(Hidilyn Diaz)，以及成为美国第二位女子摔跤冠军的塔米拉·门萨-斯托克(Tamyra Mensah-Stock)的故事也是如此，后者在接受采访时泣不成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
新西兰举重选手劳瑞尔·哈伯德(Laurel Hubbard)成为首位参加奥运会的跨性别女性。非二元性别选手也参加了比赛，这些人的身份认同并不完全符合长期以来的性别分类。其中一位加拿大足球运动员奎因(Quinn)还赢得了金牌。
意料之外的是，能代表奥林匹克精神的东西往往最容易在新项目中出现，其中一些项目在宣布时曾被批为过于古怪。在运动攀岩墙前，选手们聚在一起，检查和讨论墙上攀爬点的分布，就应对挑战的最佳方式交换意见。在滑板公园里，15岁的日本选手冈本碧优(Misugu Okamoto)在决赛中摔倒哭泣，得到了对手们的拥抱安慰，并被她们扛在肩头，直到露出笑容。在被记者问到那一刻时，她又哭了出来。“我很感激，”冈本说。
为持票者打造的宽阔娱乐场地奥林匹克粉丝公园(Olympic Fan Park)就在不远处，在园区封锁的围栏后面，是大片闲置的桌子和景点。不管怎样，东京人还是找到了管窥奥运的办法。他们在能俯瞰小轮车赛道的火车站台上看比赛，在可以看到运动攀岩墙的立交桥上看比赛，在路边看着骑着自行车的选手呼啸而过。
每晚，都有不算太多的人群聚集在东京湾附近的一座人行天桥上，在奥运圣火前停下来，摆姿势拍照，尽管安保人员和志愿者敷衍地要求他们不要驻留。这样的玩忽职守似乎可以原谅，因为粉丝再没有其他靠近奥运会的方式了。气氛很冷清，但依然轻快。
“对于关注奥运会，甚至享受奥运电视转播的人来说，我猜它还算扣人心弦，”日本上智大学(Sophia University)的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Koichi Nakano)在评价东京奥运会时表示。“另一方面，由于感染不断增加，很大一部分日本国民仍然感到恐惧，而日本政府之所以无法有效应对，奥运会至少是部分原因。”
那么，本届奥运会的最独特之处就会是它的奇异，即常规奥运准则与对这非常规时代的尖锐提醒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家沃利钦斯基首次参加奥运会是在1960年的罗马。周五晚，他正在犹豫是否要像往常一样出席闭幕式。那必定远比不上正常的仪式，许多选手为了公共安全都已经回国。参加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他宁愿记得上周在国家体育场观看田径比赛时的情形，当时有一小群选手聚集在色彩缤纷的看台上，距离近到可以为他们的队友和朋友欢呼。沃利钦斯基说，那一幕触动了他。让他可以忘却这届奥运的残酷现实，哪怕只是片刻。
“感觉有点像奥运会了，”他说。
EXCERPT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