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来，跨境服务贸易增速已超过货物贸易，成为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服务贸易更是各国发展和竞逐的重点。但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仍然面临包括政策壁垒等在内的多重挑战。
9月4日，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本次服贸会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在线下举办的第一场重大国际经贸活动。图为9月4日傍晚拍摄的服贸会室外展区。 中新社记者 田雨昊 摄
如何消除服贸壁垒，打通服务业价值链？正在举行的2020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负责人和智库专家给出了建议。
其一，减少“进入”的难度，进一步降低准入门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艾伦·巴奈特(Steven Alan Barnett)表示，多个国际组织研究认为，各国对跨境服务贸易、外国服务提供商的进入、所有权和经营的限制普遍存在。
这些限制对跨国公司的“进入”形成障碍，而跨国公司恰是推动服务业全球化的主体。全球海运物流巨头马士基(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彦辞(Jens Eskelund)在此间表示，“作为跨国公司，我们在130多个国家都有经营，我们需要市场准入”。他认为，市场准入的互惠是推动消除服务贸易壁垒的基础性措施。
继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正是中国所作出的开放承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重点推进的改革包括进一步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外资准入前和准入后的国民待遇制度，全面清理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领域对外资单独设置的准入限制。
其二，降低“边境后”的壁垒。
过去人们更强调如何降低市场准入这种“边境上”的壁垒，但随着服务贸易的深入发展，“边境后”的壁垒问题愈发受到关注。一些外商可能在进入之后被行业资质、本地注册或者一些模糊的法规等“玻璃门”和“弹簧门”挡在门外。这些壁垒的清理与降低准入门槛同样重要。
世界银行集团亚太区高级副行长维多利亚·克瓦(Victoria Kwakwa)表示，如今服务贸易壁垒通常为“入境后”监管措施，包括歧视性政策，比如为国内现有企业保留市场，限制外国企业竞争等。这些壁垒还表现在贸易成本的增加上，这些成本增加可能来自于：获取有关适用规则和要求的信息、认证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程序性要求的实施或管理方面的不确定性等。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强调，中国想要成为跨国公司的投资热土，就需要减少服务贸易的要素流动“边境上”和“边境后”的壁垒，特别是“边境后”的壁垒，推进跨境的互联互通，吸引跨国公司在中国形成更加顺畅的资本链。
其三，加强各国监管等相关政策的协同性，提升效率。
彦辞指出，如果各国政府能够开展合作，开始协调其监管和政策，比如检疫政策，进口、出口的限制等，在这些方面如果能更多地在全球层面上保持一致的话，就会大大提高服务贸易的效率，降低跨国公司的成本。
中国正在推动实现这种接轨。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张琦认为，中国推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要形成与国际接轨的规则、监管和法规，包括标准、制度、体系的对接。而且不光对外开放，对内改革也要配套进行，要双效驱动，相互促进。
其四，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和数据的自由流动。
过去十余年来，数字革命极大地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国家绿色发展基金监事会主席汪义达认为，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有效打破了原有的跨境服务壁垒。张琦也表示，数字经济大幅度降低了服务贸易的成本，也大幅度提升了服务的可贸易性。
随着数字贸易的发展，多位专家认为，服务贸易的技术壁垒还将持续下降。史蒂文·艾伦·巴奈特表示，电子通信成本的迅速降低和互联网的普及，尤其是宽带的推广，使得远程服务变成可能，技术壁垒持续下降。
文源：中新网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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