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拉托华人捐给居民社区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投递到公寓信箱中
两个月前，华人众多的意大利普拉托市被有人猜测会成为新冠疫情重灾区。这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的小城约有20万人口，仅官方数据显示就有近3万华人，至2016年底有华人企业4291家，华人已垄断了当地的服装制造业。
然而，两个月后的今天，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的华人社区则从始至终保持着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华人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远赴普拉托谋求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产业链与社会生态。聊到此次疫情中普拉托华人社区的零感染，受访者普遍表示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与自我组织，这已成为了他们心中的骄傲。
3月1日，普拉托中国街上行人稀少，店铺纷纷关闭
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自三年前到意大利以来，26岁的陆可欣一直过着双城生活工作日在佛罗伦萨的大学念书，双休日则住到普拉托的姨妈家，两地相距22公里。
一月正值寒假后的考试月，陆可欣长居普拉托，偶尔到佛罗伦萨参加考试。到月底，得知有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肺炎，陆可欣紧张又纠结：2月下旬学校就要开学，暂未听到因疫情停课的消息，这又是她研究生的最后一学年，她舍不得旷课。
她和其他中国同学在微信群里商量，很多人已决定不去上课，只有几个研究生仍拿捏不定。有几个同学是武汉人，还有人的家人是武汉的医务人员，他们就一直叮嘱我进出家门要喷消毒水，然后要戴好口罩，一定要戴，千万要戴。
2月25日，陆可欣硬着头皮返回佛罗伦萨上课。原本每天坐公共汽车去学校，为规避封闭空间的感染风险，陆可欣选择步行，宿舍和学校分布在河东河西，她单程要花费近一个小时。
临行前她从姨妈家拿了两三个口罩，却又不大好意思戴，因为路上没人戴，很尴尬。等走到市火车站附近，眼见着周围的人群密集起来，终于忍不住戴上口罩。她听见身后有意大利语说：认真的吗？戴口罩？
后来她想出一个法子，在口罩外面围上围巾，叫别人看不出来她是否戴口罩，但很难受，根本喘不过气。
上课没两天，校内有一位学生被确诊患新冠肺炎，学校发通知说和病例一起上过课的学生都要被隔离，却仍旧没提停课的事。
陆可欣更强烈地想立刻回到普拉托的家里，但又担心自己成为流动的感染者：我们学校出了一例，我就感觉自己像早期的武汉人，万一我身上带病毒，回去害了家里人。她决定结束双城生活，暂且留在佛罗伦萨。
为长留做准备，陆可欣回普拉托取电脑、口罩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往常去返两地都是坐火车，那会儿火车也不敢坐了，怕人多，就坐大巴车。大巴车上很空，只有五六个人，陆可欣戴着口罩和帽子，一个人坐在最后排。到了普拉托，家门也没敢进，和家人约在公交站台下，直接取了东西就走人。
3月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全国停课，陆可欣开始在佛罗伦萨居家隔离。
陆可欣过去在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中文学校兼职做英语老师，去上班要经过华人聚集的两条中国街。
从前街上饭店的生意总是很好，店堂里摆许多张圆桌，客满到需要拼桌。1月底，武汉疫情爆发，陆可欣再经过这些店面，看见里面的每一张桌子至多坐一个人。没多久，熬不住生意冷清和华人圈内对病毒的恐惧心理，华人的餐饮店纷纷歇业。
紧随而来的是华人的大规模囤货，中国街的米价都被连带着哄抬了上去，价格翻了一两倍。普通的米被抢购一空，大家就开始囤香米。口罩等医疗物资也被近乎一扫而空。
中国夫妇在意大利被确诊新冠病情后，陆可欣兼职的中文学校停了两天课，后续在2月中旬又开了一周，给每个老师都发了一瓶酒精，让洒在教室里，又给每位学生都发放口罩。
但出勤的学生比之前少了一半还多，校内原本有三个英语班，可当时的学生加起来只能凑出一个班。很多家长来反映，说现在国内疫情那么严重，学校有很多孩子春节期间回过国，聚在一起上课真的安全吗？
有从中国返回意大利的小朋友在课堂上咳嗽、流鼻涕，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中文学校干脆宣布彻底停课，全部课程转为网课。
在整个二月，中文学校只开了一周课，比意大利全境范围内的停课早了半个月。
停课前，陆可欣在中文学校的食堂吃饭，发现分饭的阿姨个个全副武装，口罩、帽子、简单的防护衣一应俱全。陆可欣因此觉得，比起回到佛罗伦萨念书，在普拉托的中文学校呆着反而很安全。
图为2016年的巡游活动，原定于今年2月1日、2日的活动因疫情取消
朋友圈里全在自我隔离
普拉托的中文学校类似于课外兴趣班，华人孩子的教育主业仍交给意大利学校。
当地许多意大利中小学校中，华人的孩子能占到一个班级人数的四分之一。人数虽多，到底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孩子间也不比成年人理智，疫情期间，时不时会发生对于华人学生的误会甚至歧视。
陆可欣在中文学校认识的一个学生，平时在意大利学校上课，但那所学校怕引起恐慌，不许大家在校内戴口罩，还规定所有人必须在早上8点前进校门，否则就不准再进。
陆可欣说，这是因为有些华人学生为错开上学的高峰时间，避免过多的人流，故意拖到8点后再进学校，但校方认为这是小题大做。
意大利学校不停课，又不肯加大防护措施，急坏了很多华人家长，华人家庭只好另辟蹊径。
有些华人家庭找家庭医生开病假单，让孩子称病不再上学。还有的家长情愿孩子留级也不让其再去学校。陆可欣的表妹所在的学校不允许连续五天旷课，表妹就压定了每周只去一次。
此前，表妹很盼望的舞龙舞狮巡游大会被取消了，那是普拉托华人圈内的春节固定节目，她原本乐津津地打算穿着汉服去参加巡游。
当地华人保有相当传统的节庆习俗，华人佛教总会在每年春节后都会组织舞龙舞狮、祈福、礼佛等活动，通常有几百人参与。巡游队伍途径中国街，旨在把福气、财气带入华人的店铺。
1月26日，武汉封城第三天，普拉托佛教总会宣布取消今年的巡游，并打算向中国国内捐献本用于举办活动的经费。
华工刘珊珊在一月底听说武汉疫情后，再也不出远门，每天只两点一线往返于工厂和住家，出行则全靠走，路上坚持戴口罩。很多华人公司开始要求入内人员必须佩戴口罩。
3月10日，意大利全面封国，但部分产业仍在运营。刘珊珊和同事们一商议，认为意大利的疫情虽然集中在北方，但开工始终不安全，便集体向华人老板要求停工。老板应允下来，因此厂里比意大利官方宣布停工要早上两个礼拜。
另一方面，早在1月30日，意大利总理孔特就宣布关闭所有往返中国的航班以应对疫情。1月31日，意大利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政府未强制先前从中国境内出发抵意的人员进行14天的隔离，许多华人华侨坐不到直飞航班，就转经德国、荷兰等国飞抵意大利。
也是从那会儿起，华人圈内开始呼吁，凡从中国国内返意的，必须在家自我隔离至少14天。
刘珊珊介绍，普拉托的多数华工有两种居住模式。一种叫搭铺，与中国国内的合租很相似；另一种是住在华人老板提供的集体宿舍内，有一定概率与人共享一个卧室。这就使得居家隔离变得困难。
刘珊珊有位朋友正是住在集体宿舍，从中国国内回到普拉托，以为自己无处可去。另一位有独立住房的朋友听说此事，举家搬出去借住他处，把房子让给无处隔离的朋友。刘珊珊的身边还有许多这样的互助事例。
那段时间，华人的朋友圈内全在秀自我隔离的状态，一是多少知道中国国内疫情的厉害，不愿意冒险感染亲朋好友，二是想为当地的华人社区树立良好形象。
曾有许多声音格外担心普拉托在疫情中的安危。比如英国《泰晤士报》在3月1日发文称，普拉托作为意大利拥有最大华人社区的城市之一，很难在疫情中成为一片祥和的绿洲。
而截止发稿，普拉托市有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3例，当地华人社区零感染。普拉托所在托斯卡纳大区有感染病例9147例，全意大利有199414例。
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向普拉托医院捐献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剂等医疗用品
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
二月底，在普拉托经商的蒋一赫空出自己的酒店，不接外客，整栋楼专供从中国过完春节、返回意大利，却又无条件居家隔离的华人华侨隔离，且吃住费用全免。
蒋一赫在朋友圈等各种渠道放出消息，有人打来电话，他就开车去机场将其接入酒店。
他的朋友圈里写道：不是我钱多，我是不想把这疫情扩大。他所在的为华人开办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亦有许多人主动捐款，共筹到51000元人民币及10400欧元用于支持隔离点的运营。
隔离点在2月27日开始筹备，陆续收住五个人。3月4日，华商们去市政府开会，有官员得知这个隔离点，要蒋一赫将它关停，原因是酒店不具备完善的医疗卫生条件，达不到集中隔离的标准。
无奈之下，隔离点在会后第二天解散，原住客自费去住其他酒店。
同期，随着意大利的新冠确诊病患数量急剧上升，普拉托当地的医疗资源也相当吃紧。有华人医生向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求助，会长黄勤海组织从世界各地买来物资，捐给普拉托当地的医院、警察局、养老院、居民楼等等，先后捐了两批共计两万只口罩。
送给居民的口罩被装在信封里，塞到每栋楼的信箱中。信封封面是一对相握的手，手上分别画有中意两国国旗。
在普拉托经营一家会计事务所的郑丽平和李杰也做了相同的事。一月底，听闻武汉疫情爆发，两人便开始戴口罩办公。他们此前在医院做过翻译，为不会说意大利语的华人求医问诊，因此结识了很多医生。
意大利疫情爆发后，有位相识的普拉托儿科护士和李杰聊天，说他们日常所戴的口罩都要消毒再利用，目前戴的口罩已用了三四天。李杰想，若一线医护的安全都无法保障，疫情只怕更要蔓延。
当地华人囤物资囤得早，家中基本都有富余。李杰便和郑丽平开了一个微信群募捐，短短两三个小时就募到了四箱物资，涵盖口罩、手套、消毒液等。
后来群里逐渐加入了两百多人，华商、华工都有，还有些人没入群，直接私联郑丽平和李杰来捐献。
3月10日意大利封国后，规定非工作需求、健康原因或其他必要情况，居民不得前往其他市镇，出行要携带出行申明表格应对检查，同时避免非必要的进出及移动。
收集物资因此变得有些麻烦，因为捐口罩在那时并非一个必要的出行条件，为此出行有被罚款的风险。
有一天郑丽平去一户华人住家领物资，在路上被警察查停，郑丽平只好说自己是去上班，也所幸她随身带了签工单和工作合同。那段时间我们会比较偷偷摸摸，要观察周围有没有拦车的或者抽查的。
将物资交给医护人员同样周折。医院的环境不安全，郑丽平和李杰不大敢去，就让医护人员直接到他们家领取。郑丽平家对面正好有个超市，她便总约在超市附近，这样即使碰上警察盘查，也好有一个正当的出行理由：去超市购物。
4月6日，普拉托所在的托斯卡纳大区委员会颁布第26条主席条例，明确施行强制戴口罩政策，许多华人欢呼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戴口罩了。
截止目前，郑丽平和李杰组织向包括医院、老人院、看守所在内的六个机构捐出了20万人民币的物资。欧洲青年企业家协会捐出约140多万人民币的物资。
普拉托还有许多华人华侨组织进行了捐献，其中相当一部分在疫情早期为中国国内做过募捐，后期意大利爆发疫情时，又接受到了国内的回捐。
一月底，普拉托华人华侨联谊会向武汉捐献包括医用口罩、手套、鞋套等医用物资共162箱。意大利疫情爆发后，联谊会收到从中国国内发回的30万支口罩。
普拉托的中国商店橱窗上贴着自我隔离号召
为了保护我，也为了保护你
聊到普拉托华人社区零感染，受访者都很骄傲，普遍表示要归功于华人群体的自律、自助和自我组织。
最早在1980年代，第一批华人就奔赴普拉托寻求挣钱的机会，从为意大利人打工做起，混得好的慢慢能开创了自己的产业。2012年播出的电视剧《温州一家人》中，殷桃饰演的女主角阿雨作为早期出国的华人，在普拉托掘得人生第一桶金。现今，人口约20万的普拉托有近3万华人，其中90%左右是温州人。
服装皮具业和餐饮业是普拉托华人谋生的主要行当。据普拉托商会2018年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至2016年底，普拉托有华人企业共计4291家，含415家纺织企业、3630家包装工厂。
《南方人物周刊》在2014年发表过《普拉托制造：Made in Italy背后的中国人》，描述普拉托南部遍布华人皮具工厂，市面上能买到的奢侈品皮包，有许多正出自这批华工、华商之手。华人亦在当地发展出快速时尚产线，生产销往世界的价格低廉的时装。
当地华人的乡土情结很重，新来的华工基本只给华商打工，休闲娱乐就去中国街。尤其是中老年群体，很少迈出华人圈子。像陆可欣的母亲，九十年代末到普拉托打工，一直在华人制衣厂工作，不大会说意大利语，休息日喜欢到中国街的麻将馆搓麻将。
年轻一代的华人则更好地融入了意大利社会。普拉托与温州在2002年结为友好城市。现今有许多普拉托土著学习中文，当地甚至有意大利警察会说温州话。
然而疫情初期，普拉托的华人与意大利人之间也多少产生了嫌隙。停课前，陆可欣去学校的打印店打印教材，老板拿两个指头接过钱，接着用免洗洗手液拼命地洗，还问她为什么戴口罩。
陆可欣说我是为了保护你、保护我自己。老板说，有什么好保护的。陆可欣说因为其实我也很害怕，老板打断她：有什么好害怕的？
出国只有三年，陆可欣的意大利语没有很流利，再想解释也难，只好作罢。她觉得委屈：这位老板原本是很友善的人，不知道为何在疫情期间变得有些敏感急躁。
那会儿中国人要戴口罩需要克服心理障碍，陆可欣形容为心里发毛。哪怕正常走在路上，戴口罩也很不自在，常常被异样的目光打量。数位采访对象也提到，只有在中国街上才敢肆无忌惮地戴口罩。
意大利的疫情恶化后，陆可欣想和要好的意大利朋友聊聊，又觉得很迷茫，犹豫着不敢行动，怕他说出来的话会让我失望。
等那朋友主动来关心她，她才顿悟，好像是她自己对他没有基本的信任。你在犹豫的当下其实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了，如果你是百分百放心他的话，你完全可以直接找他沟通。但是我总觉得虽然我们关系还可以，却没有真正走入过对方的内心。如果是和中国朋友聊天，哪怕大家观念不一样，也可以聊。陆可欣有些伤感。
再后来，见多了社交网络上意大利人的抗疫记录，有调侃如被大风刮跑的帐篷医院的，有动人如阳台鼓掌、阳台音乐会的，陆可欣慢慢开始理解普通意大利人与中国人并无太大的不同，他们不一定有恶意任何地方都会有先意识到危险的人和反应慢的人，也有一开始轻视、后面逐渐重视的人。
普拉托的意大利人也开始感谢华人社区为抗疫作出的努力。
黄勤海往意大利邻居们的信箱里送口罩，第二天早上在家门上发现一张贴纸，写着谢谢你们。他认识的好几个朋友都收到了类似的感谢信，意大利人有他们的感恩方式。
路透社4月1日报道，托斯卡纳大区卫生官员伦佐贝尔蒂认为是华人群体将普拉托的感染率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
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4月1日也在直播中称，普拉托疫情的平稳得益于当地华人及时而严格的防疫措施，也正因此，市民的防疫意识得到全面提高。
据意大利政府4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意大利现有新冠肺炎感染者人数首次下降。意大利政府计划在5月4日逐步恢复社会生产经营活动。
4月10日，普拉托市长马泰奥毕弗尼成立专家组评估市内经济情况。结论显示，由于出行禁令，以纺织服装业为主的普拉托地区受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打击，除企业订单受损外，供应商的评级也有下跌，综上，极有可能导致客户的流失。他随后给意大利总理写信，称禁令下的普拉托每月损失6.15亿欧元，企盼早日开放产业。
对普通人来说，抗疫期间最大的难题也是经济问题。
王靖雯家在普拉托办了近20年的布料厂，她介绍说，3月至6月本该是服装业的旺季，订单最多，占全年盈利的70%，然而今年上半年的生产与销售都基本泡汤。
意大利人的法定每日工作时长是8小时，超过8小时就要给加班费，但普拉托的服装业有不成文规定，华工大多数每日工作12小时。工资计件结算，做多赚多，做少赚少。工人们与家人分别，远渡重洋辛苦劳作一年，大半的工资就靠这上半年的做工。
华工刘珊珊听上去倒很乐观，她说有老板包吃住的传统，工人们虽然赚不到钱，总算也没有大的花销。
文章来源: 北青深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