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正进入一个高风险的实验期，城市和国家成了露天实验室，研究如何在新冠病毒肆虐下最安全有效地重新开放。
由于不能无限期地等待科学来回答每个谜题——哪些情况会导致感染激增，哪些情况不会——各国政府所推动的政策建立在对这种病毒不断增长但并不完善的认识基础上。
对于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卫生与社会和经济需求，几乎没有共识达成，各个社会正在权衡利弊中摸索，就算可以更深入了解特定政策可能造成的生命和生计损失，这种权衡也将是很痛苦的。
“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反复试验的时期，努力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找到最佳解决方案，”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主任汤姆·英格斯伯里(Tom Inglesbury)说。
第一波重新开业潮主要在亚洲和欧洲，这是一个可能会不断持续下去实验和调整过程的预演。
诸如丹麦的学校让学生保持距离，或者香港餐馆内的体温检查，每项政策都是基于科学知识和成本效益计算，也是在试验什么措施有效、什么东西有价值、人们会接受什么。
虽然在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会将一些未知转化为已知，但在预计将持续一到两年的危机期间，许多问题可能仍然没有答案。
其中包括那个最困难但也最紧迫的问题：挽救生命的代价，究竟几何？
各国别无选择，只能在猜测中做出那个令人痛苦的道德考量。要让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才能使1000人免于失业？才能防止一代孩子的学业落后？才能挽回一种常态的感觉?
虽然英格尔斯伯里博士强调，“有很多基于公共卫生和常识的原则”可以用来指导我们，但他也说，“这方面没有路线图”。
在未知中航行
在一定程度上，许多国家的政策是由对病毒认识的不同所决定的。
例如：将活动转向户外是否能大幅限制传播？
立陶宛相信这是可行的，因此封闭了首都的街道，以便餐馆和酒吧提供仅限户外的服务。
其他地方则以更温和的方式检验这个假设。曼谷重新开放了公园，但禁止大多数涉及多人的活动。悉尼重新开放了海滩供人们游泳和冲浪，但不允许日光浴或社交活动。
另一个谜是：儿童是否容易并且广泛传播新冠病毒？
因为有迹象表明儿童可能相对安全，一些国家正在冒险重新开放学校；同时也实施限制措施，以防出现安全隐患。
丹麦让年龄较小的儿童返校，因为暂时认为他们的风险较小，但同时也对班级规模实行限制。
与此同时，德国让年龄较大的儿童返校，理由是，他们虽然可能会造成更高的传播风险，但更能遵守有关口罩和保持距离的规定。
还有另一组未知数：它们与人们的行为有关。
韩国政府把赌注押在公民会自愿遵守一系列日常交往的指导方针上，比如在葬礼上鞠躬而不是拥抱。
在其他地区，政府对人们就不是那么信任了，它使用罚款和数字监控来强制隔离被认为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人。
加州将允许一些企业提供路边提货服务，希望有足够多的劳动力和消费者接受这种方式，在足够安全的情况下阻止经济直线下降，而又不会导致感染的增加。
与此同时，佐治亚州取消了对企业的限制，结果却发现消费者基本上不愿回来。
高风险的试错
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医学伦理与卫生政策系主任伊齐基尔·J·伊曼纽尔(Ezekiel J. Emanuel)说，任何重新开放的措施都旨在“平衡至少三件不同的事情”。
它们是：保持低感染率，防止卫生服务不堪重负；保持较低的病亡率，这需要遏制较高风险的感染；控制经济和社会负担。
但是，即使能预测到某个既定政策将改善其中一项指标或恶化另一项指标，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不足仍意味着，我们无法确定改善或恶化的程度有多大。
“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显然是最主要的问题，”伊曼纽尔博士说。“这真的很难。”
例如，将工厂部分重新开放的德国官员几乎无法预知这样做会使多少人患病，或能因此保住多少人的工作。
在许多情况下，要确定一项政策的益处是否值得所付出的代价，唯一方法就是尝试实践并观察会发生什么。
因此，重新开放的每个步骤也是一系列将整个社会作为小白鼠的实验——或者你也可以说，这是探险家大胆地踏入未知之地。无论是哪种，不会有多少人指望这个过程会是整齐有序的。
英格斯伯里说：“由于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次尝试，我认为我们不可能一开始就面面俱到。”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在适度地持续缓慢开放，德国的感染人数还是回升了。
另一方面，印度在取消一些限制后感染急剧增长——这增加了恢复封锁的可能性，就像中国一些城市已经做的那样。
即使失败的实验也可能会提供来之不易的教训，从理论上讲，每次重新开放都要比上一次更安全。
“在某种特定模式的社交间距限制放松下，病例是否重新出现了？”英格斯伯里问道。“我们是否发现了公共交通中发生的病例？香港对餐馆所做的措施是否起效？”
但是有一个问题：城市和国家趋向于同时作出几个改变，这导致难以将教训的归因分离开。一项政策在某些情况下似乎会失败，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会成功，从而减慢了世界的学习能力。
痛苦的权衡
即使世界可以将某项特定政策如何影响病毒和社会福利确定无疑地量化，也没有办法平衡两者。
这迫使世界各国领导人面对多年来一直困扰伦理学家的一个问题：社会愿意为拯救生命作出多少牺牲？
换句话说，如果已知长期失业与预期寿命的降低相关，为了挽救一条生命，可以有多少人失业？如果让社区保持当地工厂的运转，可以允许多少人死亡？
医学伦理学家伊曼纽尔说：“这里的一个新事物是人们的长远未来之间的权衡。”
他说，没有简单的公式或答案，“必须做出一些权衡。我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对于特朗普总统而言，重新开放的好处甚至超过了最极端的风险，他比任何领导人都相信这一点。他还是唯一几个在全国许多地区病例持续上升的情况下推动重新开放的领导人之一。专家警告说，由此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多于缓解。
其他行动准则需要在人类生活与公民自由、社会不平等甚至文化价值之间权衡。
韩国正在着手重新启动其职业棒球联赛，这既是商业，也是百万人的娱乐之源。香港允许部分开放图书馆。
而且，美国人已经在争论强制实行保持社交距离——通过监督、罚款或直接的强迫——所牺牲的个人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会令人无法接受。
重塑社会
起初是经济或公共卫生的问题，便很快成了难以回答的哲学和价值观问题。
学校应该以多大的步幅进行重新开放？新的疫情也许会威胁到老人或存在基础病的成年人。但是一年的失学给孩子造成的阻碍将是影响一生的。
重新开放像百老汇这样的文化场所的价值，是仅从经济角度衡量，还是以为观众带来的欢乐以及对文化的贡献来衡量？它的价值是否值得冒生命危险？
个人主义的韩国已经作出了对自由和隐私的让步，这种让步在疫情结束后可能会延续下去。这些抉择，可能会叠加到已经根据所获得的价值观进行了重组的社会上去。
抉择的后果日渐累积，抗疫的代价会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清晰。
“这将是一种非常困难的权衡，”英格斯伯里说。
文章来源: 纽约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