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兰信报：新闻晚班车（2020年4月25日）

新西兰卫生部周六下午证实，在过去的24小时内，新西兰记录了5例新的COVID-19病例，另有1例死亡。

卫生部今天没有举行通常的下午1点新闻发布会，而是在其网站和书面声明中发布了最新的疫情数据。

死者是奥克兰西区怀塔奇尔医院70多岁的一名妇女。她已从圣玛格丽特医院和疗养院转移，是那里第二例死亡的人。

她的健康状况很差，过去几天她的家人得以探视她。

七人仍留在医院，其中一人住在米德尔莫尔的重症监护病房。

在新案件中，有四个与现有集群有关，还有一个仍在调查中。

卫生部在声明中说，“今天的三个病例仍然与老人院有关，其中一起在奥克兰，两起在基督城。另一病例与较小的怀卡托集群有关。”

新西兰目前的死亡人数为18。

仍然有16个感染集群。卫生部表示，“我们预计未来几天将关闭更多的集群。”

在海外，将近20万人丧生，数百万人受到感染。

今天是新西兰进入四级警戒第31天，四级警戒将于周一晚上11点59分解除。

疫情三级警戒仍将基于待在家里拯救生命的原则，但在严格的安全指导下，40多万名员工将能够重返工作岗位。

学校和一些幼儿教育中心将对10年级以下的学生开放，但家长们被告知，如果可能的话，要让孩子呆在家里。

新西兰幼教理事会（ECC）表示，接受调查的幼儿中心中，有55％表示将在疫情警戒移动到第3层级开始营业。但另外33％的人说他们不会开放，还有12％的人说他们仍然不确定。

ECC首席执行官彼得·雷诺兹（Peter Reynolds）表示，“中心一直在打电话给父母，以评估有多少孩子需要上学，但很多人都没有开学，因为所有父母都在接受政府的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将孩子留在家中。如果没有孩子要来，中心就不会开放。”

ECC表示，接受调查的成员中有83％表示他们拥有所需的所有信息，或有信心面对开放的信息。而74％的成员表示，他们对开放感到紧张，担忧或“只能接受”。

今天早上，总理杰辛达·阿德恩参加了“黎明前的站立”活动，以纪念澳新军团日。拂晓时分，她与伴侣克拉克·盖福德和父亲罗斯·阿德恩站在惠灵顿住宅的车道上。

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次的澳新军团日与往年不同，但节日所蕴含的“永久的的和平与希望”的意义是一成不变的。

今天卫生部的书面数据更新中说，全国新增5例新的COVID-19病例，其中3例确诊，2例疑似。另有1例死亡。

在新增的病例中有3例与养老院有关，2例在基督城，1例在奥克兰。坎特伯雷地区病例总数到达160例。

迄今为止，全国进行的检测总数为115015。确诊和疑似的病例总数为1461，康复病例为1118，比昨天增加了23。

这意味着现在所有已确诊和疑似的病例中有77％已康复。

奥塔哥大学在对1817名新西兰现役和退役军人的一项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人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反应症状，十分之一的人可以被诊断为患有PTSD。

一般来说，军事人员比普通人员患PTSD率要高，普通人群的患病率估计为3％。

首席研究员戴维·麦克布赖德（David McBride）说，参加研究的256名毛利人中，有78％的人至少表现出一些创伤后应激症状，这一数字高的惊人。

他说，“ 218毛利人的得分低于45，这意味着PTSD较低，而有38的人有较高的抑郁感，10％的人确诊患有PTSD。”

“主要问题发生在过渡期，即离开军队回到平民生活，如果缺乏社会支持，往往会发生这种事情。”

“问题之一是孤独，我认为这可能是毛利人的严重问题之一，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孤立的社区中。”

麦克布莱德承认，需要做更多的研究来了解为什么毛利人在创伤后压力症状中如此突出，以及家庭动态如何成为一个因素。

研究还发现，那些没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人明显服役时间更长，在心理上有更大的灵活性，还有更好的睡眠质量。

他说，“但是首先，他们需要承认自己是退伍军人这一事实，并寻求适当的支持。这很多时候寻求心理健康服务就能解决您的问题。”

另一个因素是军事文化。很多事情都与许多退伍军人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有关，他们认为寻求帮助只是软弱的标志，而事实并非如此。

麦克布莱德说，在冠状病毒疫情期间，特别是在澳新军团日期间照顾好老兵，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我们需要照顾好我们的退伍军人，尤其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让他们习惯社交，会见到他们的伴侣，如果他们独自一人住，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糟糕的时光。”

百度百科：创伤后应激障碍（ PTSD）是指个体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或多个涉及自身或他人的实际死亡，或受到死亡的威胁，或严重的受伤，或躯体完整性受到威胁后，所导致的个体延迟出现和持续存在的精神障碍。PTSD的发病率报道不一，女性比男性更易发展为PTSD。

加拿大警方周五证实，枪手与女友之间的争执爆发了加拿大史上最严重的枪击案。

加拿大皇家骑队队长警达伦·坎贝尔（Darren Campbell）说，上周的枪击案始于嫌犯对女友的袭击，最后导致在新斯科舍省中部和北部的社区造成22人死亡。

“她设法逃脱了。这很可能是事件的催化剂。”坎贝尔说。

坎贝尔还表示，他们也不排除嫌犯策划了这起谋杀案。

他说，嫌犯的女友藏在树林里过夜。嫌犯后来被证实是51岁的加布里埃尔沃特曼。

坎贝尔说，他们在Portapique农村社区找到了13名死者，Portapique是一个由100名居民组成的安静社区，嫌疑人曾在那里居住。他说，当警察到达时，他们发现了一名男子。该男子报告说，当时有人在警车里开枪打死他，当时他正在开车。他幸存下来，被送往医院。

当警察到达社区时，有几处房屋着火，包括犯罪嫌疑人的房屋。坎贝尔说，犯罪嫌疑人的手枪是在加拿大购得的，还有几支长枪是在美国购得的。警方发现“几名死者，其中一些人躺在车道上”。
他说，当局最初以为嫌疑犯可能自杀，并在一个着火的房屋中。

坎贝尔说，大约早上6:30，沃特曼的女友躲在树林里出来，叫911，并向警方提供了有关嫌疑人的详细信息，包括他开着模拟警车，穿着警服。

警方随后接到35英里以外的地方打来的911电话。坎贝尔说，嫌疑人杀死了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并纵火烧毁了他们的房屋。他至少认识其中的两个。

然后他一路开车一路射击，打死数人。

袭击开始后约13个小时，嫌疑犯于周日上午11:26被击毙。

警方表示，沃特曼大部分袭击都是伪装成警员在看似警察巡逻车上进行的。

坎贝尔说，犯罪嫌疑人的女友正在康复，并将继续与警方合作。他说，如果不是她告诉警方他驾驶的是一辆看似警车的汽车，情况将会更糟。

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134名音乐家，在线上共同演唱演奏同一曲子，以纪念澳新军团日。这是由新西兰一位作曲家组织安排的。

两周前，马尔科姆·巴尔（Malcolm Barr）在脸书上，邀请134名音乐家各自演唱和演奏并录制《与我同住》这首曲子，随后，他把所有的音轨编辑在一起，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合奏。

历史上国家的荣耀与胜利是克里姆林宫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之一。

过去，莫斯科也曾多次指责那些挑战俄国“官版教科书”人是试图“篡改”、“杜撰”历史。

现在，俄国决定修改二战结束日期。俄国议会通过法案，将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期从原来沿用的9月2日改为9月3日。

西方国家通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VJ Day）是9月2日。

克里姆林宫的举动令俄国历史学家颇为不解。有学者揣测，或许这和75年前二战结束时发生的历史事件关系不大，背后更重要的考虑可能和斯大林时代的纪念模式有关。

1945年9月2日发生了什么事？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主甲板上举行。

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麦克阿瑟以盟国最高司令官的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受降国代表依次签字。

签字结束后，数千架美式飞机在密苏里号军舰上空飞过。

在西方版的”历史教科书”中，签字仪式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因此，9月2日被定为”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西方国家还有另外一个纪念日–欧战胜利纪念日（VE Day），这是纪念1945年5月8日纳粹德国在柏林签订投降书。

在英国、美国等，这个纪念日都是在5月8日。但俄国等一些东欧国家则是在5月9日。不过普遍认可的解释是，这是因为投降书是在5月9日零时生效，在不同时区的国家造成纪念日日期差异。

俄国原来如何纪念二战停战？

今年是俄国战胜纳粹德国75周年纪念，不过，原定于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每年一度的盛大阅兵式因为新冠疫情的威胁被迫推迟。

推迟阅兵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普京解释说，摆在俄国面前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胜利日是神圣的，但是每个人的生命也是神圣的。

返回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5年日本签署投降书后，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议会）通过法令，将次日9月3日定为战胜日本法西斯纪念日。

也是因此，苏联在二战胜利后授予苏联军人的勋章和奖章背后标明的日期就是1945年9月3日。

但是，这一天全国公假的重要性似乎很快就被人淡忘。两年之内，9月3日成为正常工作日。

2010年07月，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批准将9月2日设定为该国新的二战结束纪念日。
俄国现在为什么要修改日期？
不久前，俄国议会下院杜马提出议案，把二战结束日子推迟一天，改到9月3日。
9月14日，杜马通过此项议案。9月17日，上院俄国联邦委员会也通过议案。现在只等总统普京签字，即将成为正式法律。
普遍预测，普京签字是板上钉钉，只是个时间还不明确。
外界注意到，1945年9月3日，并没有能与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相提并论的重大事件发生。
杜马网站说，修改终战日“目的在于巩固历史基础和爱国主义传统，捍卫二战胜利者的历史正义，永远纪念那些为保卫祖国母亲献出生命的人们。”
议案附加文案还特别指出，中国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9月3日。
那中国是哪一天呢？
俄国立法修改二战结束日期在中国也引发一些关注。俄国修改后将“和中国保持一致”似乎是关注热点。
纵观历史，中国的抗战胜利纪念日其实也曾改变过。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后次日，当时的国民政府下令举国庆祝3天，9月3日成为胜利纪念日。

共产党建政之初的1949年底，当时的中国政务院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那一天是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日子。

1951年8月13日，政务院发布通告将抗战胜利纪念日改在每年的9月3日。

2014年，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通过决议，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2015年9月3日，中国首次举行胜利日大阅兵，庆祝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受邀在北京观礼的就有俄罗斯总统普京。

俄国历史学家怎么看修改？

接受媒体采访的俄国专家对修改纪念日的决定表示很难理解。

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学家蒂莫菲亚娃（Tatyana Timofeyeva）形容，背后的原因她“根本想不通”，因为9月2日是世界通用的纪念日，因为75年前的那一天发生了实实在在的重大事件。

她说，“根本搞不懂推迟决定背后的考量、原因和为什么如此紧迫。”

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校长助理、历史学家斯比钦（Yevgeny Spitsyn）指出，9月3日是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使用的日期，“他们希望我们重返斯大林时代的纪念模式：（那个日子）不仅仅是二战结束的日子，而是苏联战胜日本的日子。”

还有历史学家说，9月3日是导致300余人丧生的别斯兰学校人质惨案周年纪念。修改二战日期或许是为了淡化别斯兰的痛苦记忆。

“莫斯科回声”广播电台的主编文涅狄克托夫（Alexei Venediktov）对此表示大为不满。

“杜马政客考虑的是，如何用庆祝遮掩（痛苦）：别斯兰要反思、追悼，我们可以让全国搞大庆；别斯兰已经纪念够了；二战9月2日、而不是9月3日结束的，那也没关系。”

就连总统人权理事会都曾敦促上院，考虑到别斯兰纪念日，不应该通过议案。

“（别斯兰）惨案受害者的亲属不会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把胜利纪念日推迟到9月3日，”理事会主席法德耶夫（Valery Fadeyev）在给上院议长的一封信中这样写到。

但是，劝说无效。上院已经为修改议案盖了章。

文章来源: BBC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