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思你永远不懂（上）
华生 经济学家、东南大学教授
随着湖北与武汉在前期防疫工作中的各种隐瞒行为不断被揭露出来，特别是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和责任人，不惜采用各种严重违法乱纪的手段，欺下瞒上，掩盖实情，压制和打击说真话的医生及知情人，使我们一再错失扼杀病毒于早期阶段的良机，很多人也有了一个共同的疑问：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干？他们当初简单按规定汇报实际情况，即便出现像一些国家疫情没控制住的情况，也不会有太大责任呀？他们当初的想法和追求到底是什么？
人皆平常 并无高低贵贱
虽然我之前的文章对湖北和武汉的主事人、责任人严加抨击，但是，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天生的坏人，或是从一开始就图谋不轨的阴谋者。恰恰相反，我完全相信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和普通人。只是由于机缘巧合，加之自己定向的不懈努力，他们才屡过宦海浮沉的关口，身居要职。而且在疫情刚发生时，他们也是按自己的习惯和常规办事，后来只是因为路径依赖和逻辑使然，才一步步陷入越来越深的泥潭。
从平常人的角度，既可以让我们理解更多的现象，又可以帮我们得到更多的启示和警省。正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李文亮医生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是特定的环境和情景，把他变成和逼成了勇士和英雄。但也正因如此，李文亮才让我们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感到亲切，并引起我们的共鸣，因为他就是我们自己中的一员。他让我们看到，平时喜欢躲事、难免平庸和怯懦的我们，在特定的场景下，也会有英勇的行为，也会迸发出英雄主义的火花和做出义无反顾的壮举。
同样，从平常人的角度去剖析湖北和武汉这批主事人和责任人的动机行为，也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这些平常人身上，也隐藏着若干未必全自知的贪欲、私念和文化劣根性，很可能更会在权力的腐蚀下忘乎所以，留下自己事后都震惊的劣迹，从而让我们自己警醒，使我们从简单的义愤和声讨中，理解人性的弱点和复杂性，进而升华到一个更深刻的省悟和更高的精神境界。
报喜不报忧的内外因素
记得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有在家长和老师面前，掩饰自己所犯错误的毛病。为了一点小小的虚荣心，回想起来，弄虚作假的事情好像也干过。后来长大一点，知道这个毛病不光是我独有。西方谚语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实际上揭示的就是人趋利避害的生物本性。好的制度和个人道德修养，也许可以使少数人在多数情况下，或很多人在某个特定场景下，超脱这一点。但人这个自利的基因，恐怕是改不了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说的也是“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从这个意义上说，正视和承认这一点，是人类搭建好的社会制度的基础。反之，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命运，仅寄望于一些无论道德多么高尚的人，最后总是难免悲剧的结果。故而《国际歌》开头就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尽管我们自己，既有勤劳善良，也有太多的不良和缺陷。
有了这个内因，如果再有一个外部生态，就是唱赞歌永远是正能量，讲问题就被认为是负能量，那么隐恶扬善、掩盖问题就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和不容分说的浩然正气。就如媒体所报道的武汉中心医院领导斥责急诊科主任艾芬医生“不顾”、“罪人”和“元凶”的三个大帽子，别说是个医生，无论拿到哪里，有谁又能扛得起呢？
如果再进一步，追随领导、赞扬领导就是正能量，就是善意，与领导相左、批评领导就是负能量，就是恶意。歌颂光明就等于歌颂领导的英明，那么，还有任何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初心吗？那就会如历史反复证明的，最终难免都会蒙着推着领导把我们带往不那么光明的挫折。我们这几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教育，最根本的，就是要使我们每个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是什么？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最初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也就是我们今天有的，当初全没有，反而是我们的敌人和对手都有。有权有钱能压迫人的人输了，最后我们赢了，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奉献和牺牲去为人民争解放谋利益，让老百姓不受欺压，靠的是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人心所向。在今天，入党没有危险，当官就有权有势有人逢迎拍马，这与当年拎着脑袋入党闹革命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多少人还能坚持这个初心，还能听得进批评，又怎样才能坚持住这个初心呢？
因此，再严重的疫情迟早也会过去，但如果通过这次疫情的总结，能促进我们对官场生态环境的反思，促进对官场官员中只听和只愿听赞美逢迎之风的警醒，回归初心与使命，如经济反腐那样，在神州大地吹起扫除空话假话、倡导真话实话的政治清风，推动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建设，那我们这次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就没有完全白费。
当然不用说，只讲阴暗面，让人们都灰心丧气，提不起劲来，甚至以偏盖全，去搞破坏拆台，肯定不行。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一盘散沙，各行其是，自然更不行。人或人类，生存于世，苦难已经不少，需要乐观主义提升生活质量和生存几率，并激励自己前行。同时，悲观主义提醒我们警惕和注意潜在危险，也是人类至今适存的必需品。所谓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因此，只准歌颂成绩和成就，不准批评阴暗和错误的东西，丑的东西非说成美不可，护着短不准去碰；主流媒体越来越只哄着唱赞歌，整天忙着去帮外人找问题查毛病。长此以往，那就只能形成一个社会只有一种虚假声音的恶性循环，从而最后一犯往往就是天大的错。其实，要是真心为自己国家自己人好，是要在激励鼓舞士气之余，常有忠言逆耳之言，总忧失去人心之祸。否则，一旦形成只能说好不能说坏的风气，围绕权力周围，逢迎拍马之人就会蜂拥而至，各种巧妙的马屁和肉麻的吹捧，时间长了，由不得人还能把持住自己，从而再荒唐的假话也可以登堂入室。我们历史上犯过的亩产几万斤粮食的浮夸错误，就是这类情况的一个典型。
不幸的是，当时湖北和武汉的主官们就是多少生活在这样外部的和自己营造的官场生态中。他们对出现的任何问题，第一反应首先是关起门来自己解决，排除一切噪音杂音。比如其省市卫健委系统对国家网络直报系统的要求不是不明白。我之前文章说过，武汉市卫健委在此半年多前，还处罚过武汉金银潭医院武昌分院未及时向网络直报系统报告问题，并在官网上发公告处罚。 武汉市官方的“武汉发布”2月26日在回复网友问题时也承认，他们的内部信息系统中登记的最早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为2019年12月8日。武汉金银潭医院发表在《柳叶刀》上的文章记载的首个案例则发生在12月1日，并且在12月10日又发生了3宗病例。这些病例无论分散在哪几个医院，按要求组织会诊和报告，武汉市的疾控中心和卫健委都不可能不知情，因为这正是法规明确规定的他们的职责。
在SARS的惨痛教训后，专门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规定，“发现不明原因肺炎”，“获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的责任报告单位和责任报告人应在两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专业机构报告，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同时进行网络直报”。可见，我们通过血的教训，总结凝聚出来的法律法规还是非常严密的。如果严格按照法规的要求去做，无论新的病毒来自哪里，我们都完全可能将其传播扼杀在萌芽状态。所以，法律法规必须有威有牙，使人遵守敬畏。对那些将法律法规视为儿戏，置若罔闻者，我们也必须严肃追责，以儆效尤。否则，违法违规者均可以各种理由开脱自己，逍遥法外，逃脱责任，既对目前防止疫情的可能反复极为不利，而且也难以避免类似灾难的重演。
另外，《全国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监测、排查和管理方案》中还明文规定，“两周内发生的有流行病学有相关性的2例或2例以上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就已经属于“聚集性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更要高度重视，立即报告并采取紧急措施。因此，在12月上旬到中旬，到底是市卫健委系统政治站位高，主动为省市领导分忧，大包大揽不上报而自己解决问题，还是经省市领导同意这么做，我们并不清楚。但无论如何，一旦12月初违反规定不向国家网络系统直报，最初致命的错误就已经铸成。
到了12月20日，可以想见，随着各医院的病例开始增多，必然会引起相关医院领导和武汉市卫健委系统有关人员的重视。显然，像武汉这样医疗水平和医疗资源都在全国前列的大都市，都搞不清楚原因的感染病，当然不是个简单的病。这样才会有12月24日，不明原因肺炎的样本已送达广州微远公司检测。且该公司很快发现问题严重，并不晚于27日当即与武汉方面送检的医院和疾控人士电话联系，随后还派人专程上门到武汉与相关医院和疾控中心人员汇报会商（见《财新网》等相关报道），可见武汉市疾控和卫健委系统并非不知情，而是其亲自组织或至少一直是参与其中的。
到了这时，加上其他送检结果先后反馈回来，应当说武汉卫健委方面已经大体清楚引起这个不明原因肺炎的肯定是某种类SARS高致病病毒。其实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不明白，“不明原因肺炎”的“不明”，根本不是他们可以自己不向上报告、可以随便去找人检测的理由，因为这个“不明”正是2003年SARS后国家防范的重中之重。须知真正可怕的不是已知和已了解的疾病。可怕的恰恰就是这个“不明原因”，就如当年新出现的SARS让我们吃了大亏，故而原卫生部专门为此“不明原因肺炎”下达专门文件建立报告、排查、监测制度。
但17年的时间也许足以使人麻木，况且一个官员哪里需要考虑17年才可能发生一次的事情！但国家对高致病微生物更不必说是不明原因的致病病原体自2003年来一直是防范重点，从检测到运输、保管，都是最高级防范。但这时武汉及湖北方面又犯了第二个致命错误。他们不是立即报告中央政府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而是继续隐瞒。推想他们的算计是，这时即便立即汇报，违法违规未进行网络直报和未及时向国家报送高致病样本、延误战机这两个大错已是铁板上钉钉，跑不掉了。这给模范城市武汉以及湖北领导们在脸上抹的黑，那可不是一点点。如果继续自己解决，能抹平此事，虽有点小风险，但总比立即招供认罚，也许来个全国范围通报批评强得多。
可见，通往地狱的道路，就是这样由一错再错的阶梯铺成的。
正是在这个路径依赖下，随着中西医结合医院张继先医生执着汇报，省市区三级疾控终于在12月29日联合开展了现场联合调查。武汉市卫健委的上级（市委市政府？省卫健委？省委省政府？）也给下属机关发了紧急通知。根据这个“上级紧急通知”（这个上级发的紧急通知，估计范围很小，所以至今没有泄露，无人知晓这个上级是谁，发了什么内容的通知），于是武汉市卫健委于12月30日内部连发了两个紧急通知。据《人物》杂志报道，直至当晚10:20分，市卫健委仍在向医院传达要保密，并强调擅自发布信息引发恐慌要追责。殊不知此时这两个内部文件已经被人先后上传至网上（见国家监察委调查组报告），进而引发一系列蝴蝶效应。
另据《健康时报》3月20日报道，中央指导组医疗救治组成员、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监察专员焦雅辉（正司局长级），在《人民日报》直播栏目“人民名医”视频采访中证实，“2019年12月31日，国家卫健委从网上获悉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立即与当地的卫健部门沟通确认，并于当天，派出工作组赶到武汉”。这是从官方渠道首次证实了我们文章早先指出的，原湖北省委副书记、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1月31日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称，他们在12月30日、31日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上报了国家卫健委”的话，不过是对全国人民公开撒谎。
当然，湖北和武汉方面的主事人和责任人对全国人民说的假话和谎言，远不止这一个。随着事件和时间的推移，我们到时将一一剖析。（本文为作者系列文章：武汉保卫战：从错失战机和惨烈退守到逆转反攻的第六篇）
本文原载于华生微博：华生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