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类似的惊人之语并不少见，比如：世界文明的源头在湘西，伊甸园在四川，颛顼就是耶稣，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甚至整个西方文明都是虚构的“伪史”……有的在网上传播，有的则进入课堂，让人惊掉下巴。这些“毁三观”的理论，有的出自“民科”“民哲”，有的则出自接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学者。细究此类言辞，虽有严肃的探讨，但多数还是无中生有的附会之谈。
言之成理的前提是言之有据。走出蒙昧时代，借助科技的力量和新鲜的史料，很多曾经的常识遭到颠覆。历史考证发现古国交往的蛛丝马迹，考古资料不断拓展着人类文明的上限，基因比对分析出人类祖先的活动轨迹……学术的每一点进展必须依托于过硬的证据。古今中外，“治学严谨”始终是对学者能力和操守的基本评判标准；而考据训诂的传统方法与现代学术的科学精神本质上也是一致的。现代学术研究为创新营造了广阔的空间，但也对研究方法和理论工具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标准。
揆诸这些理论，或是在旅游式的“田野调查”中偶有所得，或是通过个例生拉硬拽、臆造联系，或者通过千字短文得出宏大结论，结论往往站不住脚。有人曾把这样的研究比喻为，力图通过杂糅各种知识来催生化学反应，但费尽心机仍然只是一杯互不相连的混合物。有学者曾说，学术研究“说有易，说无难”，正是因为“有”可以天马行空，“无”却容易被例证实实在在地“打脸”。而反过来看，越是大胆的“假设”，也就越需要严谨且严肃、充分且科学的“求证”，否则就只是沙上建塔，只要一个反例就能推到。这不仅会贻笑大方，更会给人类的知识中掺入沙子。
人类文明的共性因素，是跨文化研究的基础。同时，文化是流动的，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在跨文化传播中，不同文化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迁移、扩散与交互，彼此吸引、角逐与重塑，形成了万紫千红的文化图景。可以说，任何文化都是融合的结果，历史上的华夏文明也的确与外来文化产生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文化同样具有空间性，不同社群与自然地理条件的长期互动，形成了形态各异的“人文地图”。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这些个性因素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这就需要研究者在跨文化研究中多一分谨慎的求证，少一些想当然的定论。
很难想象，在林则徐、魏源等人“开眼看世界”近两个世纪后，在全球文化深度互动对话的今天，仍有人把中国作为其他文明的起源，把世界文明成就附会于中国的创造。这折射着一种盲目的自大。学者费孝通说过，“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文化研究学派学者霍尔也曾提出，通过反思自身的文化价值，实现由民族中心主义向文化价值平等的方向转变。一个在文化上成熟而自信的民族，必然是在文化沟通中追求兼容并包、交流互鉴的民族。中国文化一向以包容开放、和而不同著称。近来热播的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就反映了唐朝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在交融中走向巅峰的侧影。片面强调民族文化的优越性，有悖于中华文明的传统，甚至有可能成为文化“高级黑”。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坚定文化自信，需要的是清醒的文化自信，而不是自说自话的“迷之自信”。对我们而言，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足以令后人自豪，何必臆造那些本不属于自己的桂冠？对他人而言，尊重其他文明，欣赏所有文明之美，才能准确标注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历史潮流中的方位，让文化的繁荣发展助力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正是：
桃花红，杏花白，谁说花开都一色？
严求证，真钻研，莫将学术作儿戏。
大家晚安！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