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路易·艾黎联想到我们家的一些事
文图/姜卫国 （基督城）
我今天（8月12日）下午来到距离基督城60多公里的小镇Springfield 的路易.艾黎纪念公园参观。
提起路易·艾黎先生的名字，大家都很熟悉。他从1927年到中国做援助工作起，直到1987年他以90岁的高龄在北京病逝为止，路易·艾黎先生一共在中国工作和生活了60年。
“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做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路易·艾黎先生把他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并为新西兰与中国的友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受到中国人民和新西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图4，前排右为路易·艾黎，前中为我大姐夫，后中为我大姐，1966年文革初期摄于北京。
图5，1982年我大姐在路易·艾黎的北京家中。
图7，1955年，大姐夫妇在北京的结婚照。
路易·艾黎先生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期间，我的大姐夫曾经当了他十几年的翻译。我大姐夫妇与路易·艾黎先生几十年的友谊也很珍贵（他们的故事我将另文祥述）。在此，我仅登出我大姐夫妇与路易·艾黎先生摄于文革时代的老照片，以及1982年大姐一家临出国前在路易·艾黎先生家的照片。
我的大姐夫于1953年随他的父母由新西兰回到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他的父母在广州工作。
大姐夫是家中孩子里的老大，当时21岁，他的父母便让他带着几个弟妹到北京华侨补校学习。我大姐和大姐夫就是在北京华侨补校相互认识的。
我的父母于1951年从波兰回国时，带回在比利时出生的我的大姐、大哥，在葡萄牙出生的我二哥、二姐，他们中最大的14岁，最小的9岁。
当时，他们四个人只会讲法语和波兰语，不会讲中文，更不识中文，这给他们在北京上普通的中小学带来了许多的困难。大哥二哥适应的最快，仅用一年时间就把自己的“母语”外国话全给忘掉了，同时中文的听说读写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大姐因回国时已经14岁了，既听不懂老师用中文授课，又好面子，也受不了同学们的“你是中国人，怎么不会讲中国话”的压力，干脆就呆在家里休学了。直到1953年父母送大姐去了华侨补校，她才开始接触到家人以外的群体。
当年北京华侨补校的学员，全是归国华侨带回国的不大会讲中文的孩子，而这些孩子的父母很多都不在北京。所以，华侨补校实行食宿均在学校的制度。大姐是其中少数几个父母在北京的学生，所以她的同学们都很羡慕她。因为这些刚刚从海外回国、又远离父母的华侨子女们，在学校里吃不到原侨居国所能吃到的西餐，所以每到星期天，大姐都要带一些她的同学们来家里吃饭。妈妈则高兴地做出很多的西餐来招待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华侨子弟。晚上，大姐回学校时，妈妈还让她带饭菜送给那些没有来家里的同学们，故大姐的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我的妈妈为“妈妈”。
我大姐很漂亮，她将要毕业时，妈妈见“追”她的男孩子太多，想到在学校住宿时有老师管着，还好，但是工作之后咋办？就叫大姐务必在毕业的时候结婚。大姐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就问妈妈，“您看，这些男同学都对我挺好的，我看他们也都不错。要不就这样，您看我嫁给谁合适，我就嫁给谁吧”。妈妈想了想说道，你爸爸17岁时来我家只见过我一次面，我们就天各一方，12年没再见过，他却能做到每个月至少给我来两封信，并不顾你外公的反对，穷追不舍，反复地给你外公来信坚持求婚，终于感动了你外公，同意把我嫁给了你爸爸。所以，你就看，你这些男同学中谁“追”你追的最持久、最厉害你就嫁给谁。大姐回答，“他”自打见到我后就每天来找我练习中文，并且每个星期天他都来咱家，从来没有间断过。妈妈点了点头：嗯，这孩子不错。就这样，1955年，他们毕业并双双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局做翻译工作后，大姐（18岁）与大姐夫就结了婚。那时，我才出生不久。
图6，1937年摄于比利时首都，当时我妈妈25岁抱着出生不久的我大姐，我爸爸30岁。
图8和图9，摄于2013年9月21日在纪念路易.艾黎的图片展览的时候，我分别与时任基督城市长夫妇、时任工党政府部长的合影。
图3，当你走进艾黎纪念馆、广播自动开始播放，我手指的是你可以挑选听不同时期的艾黎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