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姜文用特效技术还原了北平。
北平折叠，高低、贵贱、悲欢，都被这屋顶隔开，成为不同人眼中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光绪二十六年（1900），岁属庚子，战乱频仍。北京城里，家大业大的姚家雇了马车夫，准备冒着战火把财产运出城，车夫可以拿到一百两银子的酬劳，这笔钱足够在乡下买一块好地……
这是林语堂经典小说《京华烟云》的开头，这部小说从庚子年开始，讲述了北京城曾、牛、姚三家豪门贵胄的故事，在民国风靡一时，至今都是林语堂的代表作。
赵薇在同名电视剧中饰演姚家大小姐，木兰。/《京华烟云》
凑巧的是，在林语堂笔下这个虚构故事徐徐展开的时候，北京城内的另外一户人家正经历真实的灭顶之灾。军队在八月攻入北京城，一位叫做永寿的普通八旗兵阵亡，他身后的一家人瞬间失去依靠。
彼时的八旗兵早就没有两百年前的气派，永寿祖传的二三十亩地已经卖掉，只剩下一亩多地，用来排列祖宗的坟头。他唯一的爱好是在家里种一点廉价的花草，林语堂笔下的一百两银子，对他而言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旗兵，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么多，是因为永寿死后留下的小儿子日后成了著名作家——老舍。而父亲战死的那年，老舍刚刚一岁，他由母亲养大，一生都不知道父亲的模样。
保罗·法兰奇的《午夜北平》讲的是“英国外交官女儿喋血北平的梦魇”。
前段时间，国外影视公司将投拍《午夜北平》并邀请姜文主演的消息满天飞，虽然后来被辟谣，但从讨论的热烈程度就不难看出，网友对姜文出演民国故事有多期待。
事实上，近些年来民国题材从来都没有降温，尤其是加上老北京、北平的标签后，根本不缺少观众。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最终在脑海中搭建出一座百年前的北京城。
那是林语堂的老北京，梁实秋、林海音们的老北京，也是姜文《邪不压正》里用CG技术复原的北京城，但我们百年之后的目光，几乎不会扫到老舍的北京。
张丰毅版的祥子和斯琴高娃版的虎妞
今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北平生活，自动过滤掉了《骆驼祥子》和《茶馆》里的众生相。
三年前，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一时间折叠成为热词。这篇小说构想了未来的北京，城市被折叠成三个部分，分别属于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三种人的生活彻底隔绝，连时间和空间都不会共享。
当惊讶于这样残酷的未来设定时，我们又是否知道，一个世纪前的北京，一个部分人眼里处于“黄金时代”的古都，就已经是一座沿着贫富鸿沟折叠起来的城市了。
北平，一个金粉时代
有人说，姜文的《邪不压正》最多拍出原著《侠隐》的五分神韵，因为这部小书几乎复原了老北京的人情风物，令无数读者心向往之。
侠隐的作者是张北海，1936年出生于民国世家，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后，随家人迁居台湾。在各种自述和采访里，张北海对这十三年都表现得很怀念。
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北京被更名为北平，即所谓“黄金十年”。在张北海的印象里，那是一个“有钱人可以享尽福，没钱人也可以过一个清平的日子”的美好时代。
像蓝青峰这样的“有钱人”，开车穿梭在北平的胡同间，为一口醋，可以包一顿饺子。
张北海的父亲叫张子奇，也就是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饰演的蓝青峰的原型，原著小说对蓝青峰的身世有着这样的介绍，大致对应了现实中张子奇的经历：
可以想见张北海幼年的生活水准一定不会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王德威在《侠隐》的序言中描述了当时北京城的上层生活：
在新版《侠隐》的封面，印着这样一句话：在一九三七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字里行间都是无限怀恋。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张北海对社会中下层的生活也不会全无体察，他将那十年称为“金粉十年”，之所以是金粉而不是纯金，是因为蒙在这座城市身上的回忆滤镜，来自于特权阶层撒下的一层金粉。金粉之下，才是属于老舍们的艰难生活。
张北海写作《侠隐》的时候，经常翻一翻老舍的《骆驼祥子》，来熟悉当时北平平民的行为做派、语言方式。但这种体验终究隔了一层，张北海大概很难真正理解底层贫民的“清贫日子”有多难熬。
1950年版的《我的一辈子》是石辉自导自演的，他在里面饰演“我”。
出身富贵当然没有原罪，幸福是世袭的，贫困也是世袭的，金粉之下的北平，是成千上万骆驼祥子、虎妞们的挣扎。
张北海出生的第二年，老舍写了一部《我这一辈子》，讲了一个巡警的悲惨一生。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这样描述那个金粉年代：
异类老舍
时隔一个世纪，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很多人对北平的一手印象。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京城三大家族的恩怨纠葛。
梁实秋散文里的北京小吃，是穷人一年到头舍不得吃的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碗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的童年，基本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
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里的莺莺燕燕，背景是锦衣玉食的民国总理府。
《城南旧事》中的“英子”十分可爱，但随着她的目光，人们看到的尽是人间悲剧。
拓宽到那个年代的全部作家、学者、文人群体，能接受一定教育并留下传世文字的，几乎全都出身中上家庭。
他们所写的北平，当然少了许多柴米油盐之虞。相比之下，老舍的贫民出身和他的大众视角，就显得像是异类——如鲁迅所说，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父亲去世后，老舍被母亲和姐姐们一手带大——他原本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最终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与三哥。
清末民初，普通旗人的生活境况大不如前。在清代，他们每月可以领取固定数额的银子，虽然不多，但生活至少有保障，被称为“铁杆庄稼”。清朝灭亡后，底层旗人一下子失去生活来源，同时很多人还保持着吃喝玩乐的习惯，一下子陷入贫困。
1950年，老舍从美国回来，用一百匹白布换得了一套四合院，这便是今天北京城的“老舍故居”。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候不敢想象的。
守寡之后，为了全家的生计，老舍的母亲给屠户等下层人缝缝补补洗衣服，从早洗到晚，老舍的记忆里，她的手总是红肿的。
老舍的母亲是典型的老北京人，脾气温和，讲礼数，爱干净，又很要强。“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这是老舍对母亲的回忆。
一直到九岁，老舍才在亲朋资助下进了私塾，真正接受教育。小学毕业以后，母亲盼着老舍去学手艺，但老舍还想继续读书，就悄悄考进了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
几年后从师范毕业，他得到小学校长的工作，生活终于有了改观。母子二人一夜未合眼，母亲落下“一串串眼泪”。
1930年代，北平街头三个带孩子的妇女。/ 微博@看老照片
后来老舍出国归国、在大学教书、抗战时又流亡到重庆，与母亲聚少离多，直到一九四二年，他在远离北京的大后方接到家信，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临死之前，她吃的都还是粗粮。
一生没有享过福，是老舍母亲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北平平民的真实写照。只是这样的故事，很少出现在作家作品里，更不会出现在我们如今的追忆中。
《金粉世家》，因为富裕，所以美好。
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里，公子哥金燕西对冷清秋一见钟情，为了追求她，金燕西送礼物、送衣服，请冷清秋看戏、郊游，花了不少精力和钱财。而这样的经历，和老舍笔下的巡警、妓女、车夫、茶馆老板注定全无交集。
张恨水也写过穷人，他曾在散文里写寒冬腊月小商贩叫卖的场景：
面对这些贫民，没有作家能够完全视而不见。在其他的作品里，我们总能读到不少对穷人俯瞰式的同情，但像老舍这样本身出身贫寒、把穷人的生活状态写得深刻动人的，却实在不多见。
比如在《骆驼祥子》里，老舍替车夫祥子算了一笔账：
开篇就写“一百两银子”的林语堂，自然体味不到这份心酸，反过来讲，日后名满天下的老舍，也从未在作品里涉及过钟鸣鼎食之家的优渥生活。
被折叠的衣食住行
一座被折叠起来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大概就是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穷人和富人都过着迥然不同的两种日子。
民以食为天，先说饮食。
一碗炸酱面也分贫富。
梁实秋在北京长大，他觉得地道的炸酱面，面条一定是抻面而非切面，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四色菜码一样都少不了。
梁家的炸酱面还有特殊做法：酱炸到八成后加茄丁，或者切碎的摊鸡蛋，当然，这种奢华吃法的前提，是梁家雇得起私人厨师。
梁实秋也描述过普通人吃炸酱面的情形：很多警察午间靠在街边，一边“呼噜噜”吃面，一边“咔嚓咔嚓”啃大蒜。
对于老北京的穷人来说，最简单的炸酱面不过是黄瓜丝、酱、白面条拌在一起，类似于今天泡面、盒饭的方便食品。
这两种炸酱面除了名字相同，吃起来的味道想必天差地别了。
梁实秋的母亲还会做核桃酪，“微呈紫色，枣香、核桃香扑鼻，喝到嘴里粘糊糊的、甜滋滋的，真舍不得一下子咽到喉咙里去”，这更是普通人无福消受的美食。
1933年，北平街头的吃面人。/ 微博@看老照片
有学者统计，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北京的贫苦人口大概有九万人，大约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十。
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北京改名为北平的那年，随着战乱之下越来越多外来人口涌入，这座城市的贫困人口超过二十万。
其中还有一部分极端贫困人口，通常是人力车夫、小贩等等，一天的工资恰好是一天的饭钱，一旦失业就会陷入饥饿。
在话剧《茶馆》里，穷人钟爱一种烂肉面——猪牛羊肉甚至狗肉的边角料剁碎盖在面条上，是穷人解馋的食物。
当时北京城内流传着“一天到晚大窝头，老腌萝卜没点油”的顺口溜，京郊农民则是“早吃菜，午吃糠，晚上稀汤照月亮，一件破衣传三代，一床破被任人盖”。
一直到1994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出身平民的和平女士因为午饭要吃炒疙瘩——蔬菜丁炒面团，还要特意在早上少喝半碗豆浆省下肚子。在老北京，炒疙瘩被称为“穷人乐”，是一顿难得的好饭。
《我爱我家》一家人也常常掰馒头吃。
再说出行，北京作为一座古都，现代化的城建却是很晚近的事情，即便是城中大道，也没有全部完成石板“硬化”。皇帝出行需要“清水泼街，黄土垫道”，就是因为崎岖的街道走起来太颠簸，而且总有灰尘。
二十世纪初，有驻北京的外交官记载，街道中间的马路至少比两边高出一米，而两侧的深沟自然成为排污渠，脏水、马粪、泥浆混杂起来，臭不可闻。到了民国年代，城建虽有改观，但影视剧里人手一辆的汽车，还是只能在有限的道路上奔驰。
在这样的街道里，人人住上安静祥和的四合院自然是妄想，普通人的居住环境可想而知。
1910年的鼓楼大街。/ 微博@看老照片
乘坐人力拉动的洋车，是很多体面人的出行方式。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妻妹玛丽安于1934 年来到北平，她后来回忆：“几乎看不到汽车，出行主要靠人力车。”和骆驼祥子一样的洋车夫，鼎盛时期有数万人。
和今天不同，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有近一半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落魄的旗人。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娱乐变得遥远而奢侈。以人力车夫为例，结束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最大的快乐就是喝酒、看戏、听评书，还有不少染上了毒瘾和赌博恶习。
祥子，最终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上世纪二十年代，有社会学家做过调查，北平人力车夫每天的平均收入大致在0.3块银元，和老舍笔下所写相差不多。作为对比，三十年代北海公园的参观门票是二十枚铜圆，门票收费隔绝开车夫和少爷小姐大学生们的接触。
著名学者邓云乡曾提到，当时普通市民一年也难得去一两次北海，豪富之家和高薪阶层却可以每天坐包车或汽车去北海喝茶游玩。
三十年代，北海游船的收费是押金一元、每小时三角——哪个劳动者会用自己半个星期的收入去划船呢？但这样的高价却挡不住有钱人的脚步。
如果家里的条件更好一些，都不用和普通人去挤公园。导演英达的父亲、著名演员英若诚出身世家，据他回忆，当时英家在颐和园西北的温泉附近有专门的避暑之地，夏天大人们带着孩子乘汽车去消夏纳凉。
张北海记忆里穷人的清平日子未必存在，而对于有钱人来说，北平的生活的确是令人怀念的。
1930年，美国的一个农业考察团在北京西山。/ 微博@看老照片
李天然的屋顶
如果没有别人的资助，老舍可能永远没有读书上学的机会，那么动荡年代的中国会多一个平平无奇的学徒工，而失去一个伟大的作家。
在北平的普通人眼里，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生际遇，高昂的学费让当时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被称为贵族大学。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时候，寄居在附近的窄小公寓里，一个月的租金要几块钱，是地地道道的北漂。
1919年，北大红楼竣工。沈从文也曾在这附近“蜗居”。/ 维基百科
1926 年，京师警察厅做过一次调查，根据收入状况将居民分为上户、中户、下户、次贫户、极贫户五类，其中后三者占比超过一半。他们每天的劳动仅够谋生，投入给下一代的教育资金当然十分有限。
根据当时的调查，国立大学的学生中，出身商、学、政界家庭的占据绝大多数。
北平师范大学工农子弟占比较高，超过三分之一，是因为当时师范生免学费，毕业后工作稳定，这与老舍选择师范学校的原因不谋而合。著名学者、毕业于北平师范的周予同直言，师范是“当时向穷学生开门的极少数大学之一”。
北平折叠，就在李天然每天奔跑的地方发生。/《邪不压正》
相比之下，少年时的梁实秋幸运许多。他不仅能接受系统的教育，还能接受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父亲只要一有闲暇，就带梁实秋去逛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从小在书籍和古董间学到的学问和气质，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赶不上的。
张北海出生的时候，张自忠、齐白石都曾赠他父亲礼物。到了台湾，张北海的国文老师是叶嘉莹，他的侄女，则是日后的著名演员张艾嘉。
老舍和他笔下的人物们，又该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机会呢？
在电影《邪不压正》里，李天然喜欢在屋顶上奔跑，这些青色的瓦片也成为某种隐喻：瓦片之上，是北平澄澈的天空，高大的城墙，绿色的杨柳，瓦片之下，则是世俗生活的蝇营狗苟，平凡人生的艰险苦涩。
北平折叠，高低、贵贱、悲欢，都被这屋顶隔开成为不同人眼中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
1967年9月的太平湖地区鸟瞰图。拍照的1年前，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自尽。/ 微博@看老照片
六十七岁的时候，绝望的老舍走了很远来到太平湖边，在这汪小小的湖水前坐了许久，终于自沉其中。距离太平湖不远，就是老舍母亲去世前居住的旧屋。
作者 | 曹吉利
文章来源: 新周刊
《邪不压正》姜文用特效技术还原了北平。
北平折叠，高低、贵贱、悲欢，都被这屋顶隔开，成为不同人眼中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光绪二十六年（1900），岁属庚子，战乱频仍。北京城里，家大业大的姚家雇了马车夫，准备冒着战火把财产运出城，车夫可以拿到一百两银子的酬劳，这笔钱足够在乡下买一块好地……
这是林语堂经典小说《京华烟云》的开头，这部小说从庚子年开始，讲述了北京城曾、牛、姚三家豪门贵胄的故事，在民国风靡一时，至今都是林语堂的代表作。
赵薇在同名电视剧中饰演姚家大小姐，木兰。/《京华烟云》
凑巧的是，在林语堂笔下这个虚构故事徐徐展开的时候，北京城内的另外一户人家正经历真实的灭顶之灾。军队在八月攻入北京城，一位叫做永寿的普通八旗兵阵亡，他身后的一家人瞬间失去依靠。
彼时的八旗兵早就没有两百年前的气派，永寿祖传的二三十亩地已经卖掉，只剩下一亩多地，用来排列祖宗的坟头。他唯一的爱好是在家里种一点廉价的花草，林语堂笔下的一百两银子，对他而言是一笔想都不敢想的巨款。
对于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旗兵，我们之所以能够了解这么多，是因为永寿死后留下的小儿子日后成了著名作家——老舍。而父亲战死的那年，老舍刚刚一岁，他由母亲养大，一生都不知道父亲的模样。
保罗·法兰奇的《午夜北平》讲的是“英国外交官女儿喋血北平的梦魇”。
前段时间，国外影视公司将投拍《午夜北平》并邀请姜文主演的消息满天飞，虽然后来被辟谣，但从讨论的热烈程度就不难看出，网友对姜文出演民国故事有多期待。
事实上，近些年来民国题材从来都没有降温，尤其是加上老北京、北平的标签后，根本不缺少观众。
在这些作品里，我们的想象无限延伸，最终在脑海中搭建出一座百年前的北京城。
那是林语堂的老北京，梁实秋、林海音们的老北京，也是姜文《邪不压正》里用CG技术复原的北京城，但我们百年之后的目光，几乎不会扫到老舍的北京。
张丰毅版的祥子和斯琴高娃版的虎妞
今天，不少人津津乐道的北平生活，自动过滤掉了《骆驼祥子》和《茶馆》里的众生相。
三年前，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获得雨果奖，一时间折叠成为热词。这篇小说构想了未来的北京，城市被折叠成三个部分，分别属于社会上层、中层和下层，三种人的生活彻底隔绝，连时间和空间都不会共享。
当惊讶于这样残酷的未来设定时，我们又是否知道，一个世纪前的北京，一个部分人眼里处于“黄金时代”的古都，就已经是一座沿着贫富鸿沟折叠起来的城市了。
北平，一个金粉时代
有人说，姜文的《邪不压正》最多拍出原著《侠隐》的五分神韵，因为这部小书几乎复原了老北京的人情风物，令无数读者心向往之。
侠隐的作者是张北海，1936年出生于民国世家，在北京生活了十三年后，随家人迁居台湾。在各种自述和采访里，张北海对这十三年都表现得很怀念。
1928年到1937年的十年，北京被更名为北平，即所谓“黄金十年”。在张北海的印象里，那是一个“有钱人可以享尽福，没钱人也可以过一个清平的日子”的美好时代。
像蓝青峰这样的“有钱人”，开车穿梭在北平的胡同间，为一口醋，可以包一顿饺子。
张北海的父亲叫张子奇，也就是电影《邪不压正》中姜文饰演的蓝青峰的原型，原著小说对蓝青峰的身世有着这样的介绍，大致对应了现实中张子奇的经历：
可以想见张北海幼年的生活水准一定不会差。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学者王德威在《侠隐》的序言中描述了当时北京城的上层生活：
在新版《侠隐》的封面，印着这样一句话：在一九三七年的北京城里，真的曾经存在过那样一座城市。字里行间都是无限怀恋。
当然，作为一个作家，张北海对社会中下层的生活也不会全无体察，他将那十年称为“金粉十年”，之所以是金粉而不是纯金，是因为蒙在这座城市身上的回忆滤镜，来自于特权阶层撒下的一层金粉。金粉之下，才是属于老舍们的艰难生活。
张北海写作《侠隐》的时候，经常翻一翻老舍的《骆驼祥子》，来熟悉当时北平平民的行为做派、语言方式。但这种体验终究隔了一层，张北海大概很难真正理解底层贫民的“清贫日子”有多难熬。
1950年版的《我的一辈子》是石辉自导自演的，他在里面饰演“我”。
出身富贵当然没有原罪，幸福是世袭的，贫困也是世袭的，金粉之下的北平，是成千上万骆驼祥子、虎妞们的挣扎。
张北海出生的第二年，老舍写了一部《我这一辈子》，讲了一个巡警的悲惨一生。在小说的结尾，主人公这样描述那个金粉年代：
异类老舍
时隔一个世纪，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作家的作品，构成了很多人对北平的一手印象。
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是京城三大家族的恩怨纠葛。
梁实秋散文里的北京小吃，是穷人一年到头舍不得吃的热豆汁、涮羊肉、茯苓饼、碗豆黄、奶酪、灌肠、炒肝儿。
林海音的《城南旧事》里的童年，基本不用为衣食住行担忧。
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里的莺莺燕燕，背景是锦衣玉食的民国总理府。
《城南旧事》中的“英子”十分可爱，但随着她的目光，人们看到的尽是人间悲剧。
拓宽到那个年代的全部作家、学者、文人群体，能接受一定教育并留下传世文字的，几乎全都出身中上家庭。
他们所写的北平，当然少了许多柴米油盐之虞。相比之下，老舍的贫民出身和他的大众视角，就显得像是异类——如鲁迅所说，人与人的悲欢并不相通。
父亲去世后，老舍被母亲和姐姐们一手带大——他原本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最终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与三哥。
清末民初，普通旗人的生活境况大不如前。在清代，他们每月可以领取固定数额的银子，虽然不多，但生活至少有保障，被称为“铁杆庄稼”。清朝灭亡后，底层旗人一下子失去生活来源，同时很多人还保持着吃喝玩乐的习惯，一下子陷入贫困。
1950年，老舍从美国回来，用一百匹白布换得了一套四合院，这便是今天北京城的“老舍故居”。这可能是他年轻时候不敢想象的。
守寡之后，为了全家的生计，老舍的母亲给屠户等下层人缝缝补补洗衣服，从早洗到晚，老舍的记忆里，她的手总是红肿的。
老舍的母亲是典型的老北京人，脾气温和，讲礼数，爱干净，又很要强。“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这是老舍对母亲的回忆。
一直到九岁，老舍才在亲朋资助下进了私塾，真正接受教育。小学毕业以后，母亲盼着老舍去学手艺，但老舍还想继续读书，就悄悄考进了师范学校——因为师范学校不用交学费。
几年后从师范毕业，他得到小学校长的工作，生活终于有了改观。母子二人一夜未合眼，母亲落下“一串串眼泪”。
1930年代，北平街头三个带孩子的妇女。/ 微博@看老照片
后来老舍出国归国、在大学教书、抗战时又流亡到重庆，与母亲聚少离多，直到一九四二年，他在远离北京的大后方接到家信，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临死之前，她吃的都还是粗粮。
一生没有享过福，是老舍母亲的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无数北平平民的真实写照。只是这样的故事，很少出现在作家作品里，更不会出现在我们如今的追忆中。
《金粉世家》，因为富裕，所以美好。
在张恨水的《金粉世家》里，公子哥金燕西对冷清秋一见钟情，为了追求她，金燕西送礼物、送衣服，请冷清秋看戏、郊游，花了不少精力和钱财。而这样的经历，和老舍笔下的巡警、妓女、车夫、茶馆老板注定全无交集。
张恨水也写过穷人，他曾在散文里写寒冬腊月小商贩叫卖的场景：
面对这些贫民，没有作家能够完全视而不见。在其他的作品里，我们总能读到不少对穷人俯瞰式的同情，但像老舍这样本身出身贫寒、把穷人的生活状态写得深刻动人的，却实在不多见。
比如在《骆驼祥子》里，老舍替车夫祥子算了一笔账：
开篇就写“一百两银子”的林语堂，自然体味不到这份心酸，反过来讲，日后名满天下的老舍，也从未在作品里涉及过钟鸣鼎食之家的优渥生活。
被折叠的衣食住行
一座被折叠起来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大概就是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方方面面，穷人和富人都过着迥然不同的两种日子。
民以食为天，先说饮食。
一碗炸酱面也分贫富。
梁实秋在北京长大，他觉得地道的炸酱面，面条一定是抻面而非切面，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四色菜码一样都少不了。
梁家的炸酱面还有特殊做法：酱炸到八成后加茄丁，或者切碎的摊鸡蛋，当然，这种奢华吃法的前提，是梁家雇得起私人厨师。
梁实秋也描述过普通人吃炸酱面的情形：很多警察午间靠在街边，一边“呼噜噜”吃面，一边“咔嚓咔嚓”啃大蒜。
对于老北京的穷人来说，最简单的炸酱面不过是黄瓜丝、酱、白面条拌在一起，类似于今天泡面、盒饭的方便食品。
这两种炸酱面除了名字相同，吃起来的味道想必天差地别了。
梁实秋的母亲还会做核桃酪，“微呈紫色，枣香、核桃香扑鼻，喝到嘴里粘糊糊的、甜滋滋的，真舍不得一下子咽到喉咙里去”，这更是普通人无福消受的美食。
1933年，北平街头的吃面人。/ 微博@看老照片
有学者统计，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北京的贫苦人口大概有九万人，大约占全市人口的百分之十。
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北京改名为北平的那年，随着战乱之下越来越多外来人口涌入，这座城市的贫困人口超过二十万。
其中还有一部分极端贫困人口，通常是人力车夫、小贩等等，一天的工资恰好是一天的饭钱，一旦失业就会陷入饥饿。
在话剧《茶馆》里，穷人钟爱一种烂肉面——猪牛羊肉甚至狗肉的边角料剁碎盖在面条上，是穷人解馋的食物。
当时北京城内流传着“一天到晚大窝头，老腌萝卜没点油”的顺口溜，京郊农民则是“早吃菜，午吃糠，晚上稀汤照月亮，一件破衣传三代，一床破被任人盖”。
一直到1994年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里，出身平民的和平女士因为午饭要吃炒疙瘩——蔬菜丁炒面团，还要特意在早上少喝半碗豆浆省下肚子。在老北京，炒疙瘩被称为“穷人乐”，是一顿难得的好饭。
《我爱我家》一家人也常常掰馒头吃。
再说出行，北京作为一座古都，现代化的城建却是很晚近的事情，即便是城中大道，也没有全部完成石板“硬化”。皇帝出行需要“清水泼街，黄土垫道”，就是因为崎岖的街道走起来太颠簸，而且总有灰尘。
二十世纪初，有驻北京的外交官记载，街道中间的马路至少比两边高出一米，而两侧的深沟自然成为排污渠，脏水、马粪、泥浆混杂起来，臭不可闻。到了民国年代，城建虽有改观，但影视剧里人手一辆的汽车，还是只能在有限的道路上奔驰。
在这样的街道里，人人住上安静祥和的四合院自然是妄想，普通人的居住环境可想而知。
1910年的鼓楼大街。/ 微博@看老照片
乘坐人力拉动的洋车，是很多体面人的出行方式。
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的妻妹玛丽安于1934 年来到北平，她后来回忆：“几乎看不到汽车，出行主要靠人力车。”和骆驼祥子一样的洋车夫，鼎盛时期有数万人。
和今天不同，当时北京的人力车夫，有近一半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居民，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落魄的旗人。
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娱乐变得遥远而奢侈。以人力车夫为例，结束了一天的重体力劳动，最大的快乐就是喝酒、看戏、听评书，还有不少染上了毒瘾和赌博恶习。
祥子，最终由一个“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底层劳动者，沦为“堕落的、自私的、不幸的、社会病胎里的产儿，个人主义的末路鬼”。
上世纪二十年代，有社会学家做过调查，北平人力车夫每天的平均收入大致在0.3块银元，和老舍笔下所写相差不多。作为对比，三十年代北海公园的参观门票是二十枚铜圆，门票收费隔绝开车夫和少爷小姐大学生们的接触。
著名学者邓云乡曾提到，当时普通市民一年也难得去一两次北海，豪富之家和高薪阶层却可以每天坐包车或汽车去北海喝茶游玩。
三十年代，北海游船的收费是押金一元、每小时三角——哪个劳动者会用自己半个星期的收入去划船呢？但这样的高价却挡不住有钱人的脚步。
如果家里的条件更好一些，都不用和普通人去挤公园。导演英达的父亲、著名演员英若诚出身世家，据他回忆，当时英家在颐和园西北的温泉附近有专门的避暑之地，夏天大人们带着孩子乘汽车去消夏纳凉。
张北海记忆里穷人的清平日子未必存在，而对于有钱人来说，北平的生活的确是令人怀念的。
1930年，美国的一个农业考察团在北京西山。/ 微博@看老照片
李天然的屋顶
如果没有别人的资助，老舍可能永远没有读书上学的机会，那么动荡年代的中国会多一个平平无奇的学徒工，而失去一个伟大的作家。
在北平的普通人眼里，接受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可遇不可求的人生际遇，高昂的学费让当时的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被称为贵族大学。
沈从文在北京大学旁听的时候，寄居在附近的窄小公寓里，一个月的租金要几块钱，是地地道道的北漂。
1919年，北大红楼竣工。沈从文也曾在这附近“蜗居”。/ 维基百科
1926 年，京师警察厅做过一次调查，根据收入状况将居民分为上户、中户、下户、次贫户、极贫户五类，其中后三者占比超过一半。他们每天的劳动仅够谋生，投入给下一代的教育资金当然十分有限。
根据当时的调查，国立大学的学生中，出身商、学、政界家庭的占据绝大多数。
北平师范大学工农子弟占比较高，超过三分之一，是因为当时师范生免学费，毕业后工作稳定，这与老舍选择师范学校的原因不谋而合。著名学者、毕业于北平师范的周予同直言，师范是“当时向穷学生开门的极少数大学之一”。
北平折叠，就在李天然每天奔跑的地方发生。/《邪不压正》
相比之下，少年时的梁实秋幸运许多。他不仅能接受系统的教育，还能接受家庭的耳濡目染，他的父亲只要一有闲暇，就带梁实秋去逛旧书铺、古玩铺、玉器摊。从小在书籍和古董间学到的学问和气质，是普通人一辈子都赶不上的。
张北海出生的时候，张自忠、齐白石都曾赠他父亲礼物。到了台湾，张北海的国文老师是叶嘉莹，他的侄女，则是日后的著名演员张艾嘉。
老舍和他笔下的人物们，又该去哪里寻找这样的机会呢？
在电影《邪不压正》里，李天然喜欢在屋顶上奔跑，这些青色的瓦片也成为某种隐喻：瓦片之上，是北平澄澈的天空，高大的城墙，绿色的杨柳，瓦片之下，则是世俗生活的蝇营狗苟，平凡人生的艰险苦涩。
北平折叠，高低、贵贱、悲欢，都被这屋顶隔开成为不同人眼中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
1967年9月的太平湖地区鸟瞰图。拍照的1年前，老舍先生投太平湖自尽。/ 微博@看老照片
六十七岁的时候，绝望的老舍走了很远来到太平湖边，在这汪小小的湖水前坐了许久，终于自沉其中。距离太平湖不远，就是老舍母亲去世前居住的旧屋。
作者 | 曹吉利
文章来源: 新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