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斯坦福大学已经正式展开对多名高级教职人员的调查,原因是他们涉嫌参与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而该事件的主要责任人贺建奎曾在斯坦福大学担任过研究员。
贺建奎在去年使用 CRISPR 技术对两名女婴进行了免疫 HIV 病毒的基因编辑,两名女婴也已出生。据知情人士透露,本次斯坦福大学的调查主要为了掌握该校教职人员在这一引起巨大争议的事件中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可能面临的风险。
斯坦福大学方面也在邮件中确认了这次调查,校方发言人 Ernest Miranda 表示:“我们正在对本校研究人员与贺建奎博士的来往情况进行评估。”
2018 年 11 月,《麻省理工科技评论》独家披露曾任南方科技大学教授的贺建奎,已经开始在深圳进行一项大胆且极具伦理争议的实验,目标是创造出全球首个基因编辑婴儿。随后,贺建奎向外界表示,这对名为露露和娜娜的双胞胎女婴已经降生,中国相关部门随即展开调查,贺建奎本人也很可能将面临严重的法律后果。
此事一经曝出,贺建奎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谴责,并被很多人称为“流氓科学家”,违背人伦、无视相关科研规范等批评如潮水般涌来。但事实上贺建奎并没有对其研究项目完全保密,而是将他的研究与来自美国的科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广泛分享,并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建议,甚至希望他们能帮自己刊发论文。
斯坦福大学官方在从新闻报道中得知该校有三名教职员工事先对贺建奎的研究知情后,随即展开调查,而斯坦福大学也是目前已知的涉事人数最多的科研机构。这三名研究人员分别是医疗伦理及神学家 William Hurlbut,他在事前已与贺建奎有过数月的深入交流;基因编辑专家Matthew Porteus,以及生物物理学家 Stephen Quake,他在业内有很大影响力,同时还担任由扎克伯格夫妇成立的高达 6 亿美元的“陈·扎克伯格生物中心”(Chan Zuckerberg Biohub)的联席总裁,此外,此人也正是贺建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后期间的导师。贺建奎于 2011 年开始在 Quake 的实验室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并在 2012 年回国发展。
斯坦福大学校方具体从涉事人员那里了解到了些什么信息,目前还不得而知,但调查人员表示,希望获得的信息包括:学校雇员是否协助过贺建奎的研究,是否对他进行过资助,以及是否有对贺建奎的研究进行过劝阻。
据知情人士透露,斯坦福大学的调查行动将交由独立第三方执行,这也是美国高校历史上第二次在丑闻发生后所组织的调查。毕竟,本次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在学界造成的影响之大前所未有,甚至标志着科研自我约束在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去年 11 月,莱斯大学也宣布,将对该校生物工程教授、贺建奎曾经的研究生导师 Michael Deem 展开“全面调查”。根据美联社的报道,Deem 教授直接参与了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甚至包括与有意参与研究项目的中国夫妇会面。他的名字也被作为高级作者,列在了一份尚未发表的研究手稿中。
Deem 教授的律师随即针对这些指控进行了抗议,并对《休斯顿纪事报》(Houston Chronicle)表示:“Deem 教授从未进行过人体实验,也未在该项目中参与人体实验。”
一般而言,美国高校的调查都私下进行的,也都是重要教职人员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尤其是那些为学校带来数百万美元研究经费的人。但这次的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涉及到人体实验,如果让学校名誉受损,搞不好损失的将是巨额联邦政府研究经费。
今年 1 月 21 日,新华社刊发了针对贺建奎的调查报告,预示着贺建奎可能承担严重的法律后果。同日,贺建奎被其所在的南方科技大学开除。报告中,某匿名人士表示:贺建奎从 2016 年开始,就私下组建了一个包括外籍人员的研究团队,并刻意逃避监管,将 CRISPR 用于非正常目的。而调查中提到的“外籍人士”似乎并不是巧合,这也是导致斯坦福大学于 1 月底启动调查的原因之一。
另一些科学家则认为,贺建奎可能确实得到了很多美国科学家的建议与鼓励,但在东窗事发之后,这些美国科学家为了撇清干系,刻意孤立贺建奎,甚至将其妖魔化。假使真有这么一群科学家存在,他们现在最担心的可能是一旦贺建奎被严肃处理,形势所迫后难免“咬”出其他人,但这些说法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根据的。
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就是,贺建奎已将其研究计划广泛传播,他的学生也给很多科学家和伦理学家发过邮件寻求帮助。这些人其中有很小一部分应该已经得知基因编辑婴儿在去年年中已经完成受孕过程,这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的 Stephen Quake,以及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 Craig Mello。
邮件显示,虽然 Mello 教授的确对创造婴儿持反对态度,但直到婴儿出生的新闻被曝出前,都还在为贺建奎提供咨询。马萨诸塞大学新闻官 Mark Shelton 表示,校方将不会对 Mello 教授展开任何形式的调查。
从 2017 年开始,贺建奎就已经在各种场合宣扬其对基因编辑婴儿的兴趣,比如 2017 年 2 月,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一场闭门会议上。这次会议正式由前文提到的斯坦福大学生物伦理学家 William Hurlbut 参与组织,与会人员多是学界和政界名人。
Hurlbut 曾在博客中写道,会议对基因编辑用于人体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此后,Hurlbut 继续与贺建奎密切交流并提供咨询,但他表示当时对已经开始的受孕过程并不知情。
斯坦福大学的调查中,有一个问题是:为何有些美国科学家们明知贺建奎研究项目,却没有对其进行检举揭发?斯坦福大学涉事人员、基因编辑专家 Matthew Porteus 表示,2018 年初,贺建奎亲赴斯坦福与其会面,并分享了自己关于“制造抗 HIV 人类”的计划,Porteus 对这一计划表示了批评,但作为科学家,“尊重保密性是我们的文化”。
关于贺建奎与 Stephen Quake 的来往,外界知之甚少。贺建奎在博士后期间与 Quake 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也与 CRISPR 并无关系。但贺建奎曾因为要回深圳建立实验室而缩短了其攻读博士后的时间。
贺建奎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科技新星”,他在为美国科学家提供差旅、联合研究、资金支持方面表现的相当慷慨。他创立的深圳瀚海基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Direct Genomics)也完成了数百万美元的融资,用于将其博士后导师 Stephen Quake 发明的基因分析技术进行商业化,而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 Craig Mello 也曾在公司咨询委员会任职,期间多次前往中国开会,甚至在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被曝前后,也去公司参加过一次会议。
目前,斯坦福大学的内部调查已经启动,而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这一事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