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心于慾望的痛感
文/陈希我
我知道爲什麽找我写这个，因爲我的写作曾被称爲“慾望写作”。并且因爲我曾经留学日本，阐释我作品时，常会联繫到日本。
但其实，那时候日本已经不再是慾望的日本。“平成泡沫”破灭，“消费即美德”已经不再，及时行乐已经不能。虽然大前研一的《低慾望社会》还没出来，但有了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街头看到脖子上挂着粗粗金鍊条的，更多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中国人仍处在狂热拜金期。
很多赴日中国女孩喜欢花花绿绿金光闪闪的衣装，觉得那就是富裕。待久了才知道，那是人家“鸡婆”的服饰。
那个国家给我们最大的想象，就是性慾。那时我们二十来岁，慾火难耐，去脱衣舞场。这种地方一天内是不清场的，可以从早上泡到晚上。于是不吃不喝，扎在座位上，誓死要把几千日元的门票成本捞回来。还要赚更多。哪怕是音乐震耳欲聋，哪怕台上表演山重水複，了无趣味，就是不退场。金钱欲已成了对身体欲的折磨。脱衣舞场里，似乎很少有日本年轻人的身影，基本是中老年人，那些拽着生命尾巴不肯撒手的大叔大爷们。日本年轻人怎麽满足慾望？进出其他风俗行业的年轻人也不多。坊间出现了描述年轻人的词：食草族。
不仅日本，欧美人也在慾望面前后撤，甚至包括刚作爲“四小龙”被我们追崇的韩国。2016年，韩国小说《素食主义者》获得“国际布克奖”，其中难说没有欧美人对这个新晋东方现代国家的呼应。我的欧美朋友里很多是素食主义者，与信佛无关。
再往前看，我们还可以看到“左翼”思潮，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国的……但不包括中国。2018年，西方“白左”成爲衆矢之的，中国人也跟随糟践之，但是否有人想到，当初“白左”产生，正是来自对物质发达社会里饱享慾望的反动？或者说，是“吃饱了撑的”。这跟中国完全两回事。中国人还像海绵一样勐吸着物质。
我出生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60年代初。用大人们的话说，能够活下来已属不易。但人既活着，就会有慾望。爲了让食慾得到满足，父亲在菜汤里撒胡椒粉。福州人传统饮食讲究清澹，吃不得辣，就连葱蒜都会导致上火。但父亲说，辣一下，嘴里的饭就会赶紧吞下去，饭就下嚥了。
父亲是出名的会发明生活小窍门的人，但他这理论简直是悖论。难道我们奢侈到了厌食的地步吗？必须用骗的方法让自己吃食？这是生理需求与慾望需求的矛盾。
中国人有智慧，有很多“穷开心”的方法，比如我母亲，爲了让孩子喜欢，折腾出不少“假”的食物。那年代“瓜菜代”，粮食不够，地瓜干来凑。但我们小孩偏是饿死也不愿吃地瓜的主。母亲于是像千千万万家庭主妇一样，把地瓜干磨成粉，然后用一个木模板压成月饼的模样，喊着“月饼来啦！”端上桌来。那模板是借来借去的，刻有精美的月饼上常有的图案。除了难以下嚥的口感，地瓜饼确实像极了月饼。
物质不够，想象来凑。在那样的年代，我们被要求艰苦奋斗，从精神上来解决慾望。雷锋那双打了补丁又补丁的袜子，比新袜子还让我们倾倒。我至今还不喜欢穿新装。
那时候曾听伙伴吐露“落后”甚至是“危险”“堕落”的言论。电影里，坏人都是花天酒地，有吃有玩，他说：我想当坏人！
但指导者仍然是知道调动慾望的作用的。对外宣传，不能用艰苦朴素。或者是既知对方已是无可救药了，于是顺应了他们的慾望？在福建对台“前线”，台湾那边常用汽球飘来政治宣传品，但里面夹着美金；大陆这边呢？也宣传品加家乡土特产，台湾大陆籍的人多，乡情必须有所附丽，就以物慾爲附丽。
当然还有起义空军奖赏多少多少的。我们看着新闻，羡慕的是他们能拿到那麽多奖金。
在杜绝慾望的年代，其实时刻都闪烁着慾望的影子。到了“国民经济到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是必然的产物。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几乎所有回忆都关乎慾望的解放与满足。改革开放前，我一个亲戚拍结婚照，有意把左袖管提上一些，爲的是露出腕上的上海手錶。但没几年，这张照片就成了笑柄。台湾手錶遍地，式样也漂亮得多，有的还带夜光。福建渔民跟台湾人以鱼产换取工业产品。那时候全中国，最时髦的地方不是广东，而是福建沿海。不仅有台湾手錶，还有台湾布、用台湾布做成的喇叭裤，还有台湾来的“三用机”，连同音乐，邓丽君、校园歌曲……其实邓丽君校园歌曲很快就不能刺激我们的慾望了，还有张帝。慾望是黑暗的，没有抵达黑暗，就只是浅层的慾望。于是有了社交舞会，“黑灯舞”“贴面舞”……
然后，是接着的“严打”。福建就有舞会被当做聚衆淫乱来处理的。
于是又提倡学习雷锋艰苦朴素的精神，抵制资产阶级思想。1982年7月11日，在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空医系大三学生张华爲救一个69岁的掏粪老人，跌入三米多深、池口只有两尺见方的蓄粪池，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是一个刚刚出现的英雄典型。张华被批准爲革命烈士、优秀共产党员。中央军委发佈命令，授予他“富于理想，勇于献身的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全国开展学习英雄张华的运动。
十年前，《新京报》纪念“改革开放30年”做系列回顾，我应约写80年代初的张华事件。我有机会查找一些资料，其实张华也有凡人的生活趣味。他爱美，留长头髮；学校不允许男女同学单独在一起，但他却公开谈恋爱；他喜欢听“靡靡之音”；他还私自修改军装，他牺牲那天，就是外出去改军裤。但这些都被隐去了。就因爲关乎慾望。
回想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国有两种方针交替：一是放开慾望，一是收回慾望。
对中国人来说，只有两种人生：一是慾望得不到时的打拼，一是慾望得到后的挥霍。
于是我们爲了满足慾望，把资源吃光了。2019年来临之际，最常见的说法是“过紧日子”，或“共克时艰”。
于是有人说中国也要进入“低慾望时代”了，类比日本，乃至欧美。我倒觉得有区别。人家是尚有资源，慾望后退；我们资源在哪里？日本人降低慾望，更多的是对铺张的反思与收敛。日本“失去20年”真的是失去吗？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危机意识，而知识分子本就是监视着社会肌体的“牛虻”，他们的使命就是在哪怕健康的躯体上寻找弊病。
这跟我们的专家相反。我们的专家们也会谈论慾望，他们类比人家慾望社会，说是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殊不知同样是慾望，我们大不一样。也许有人会说：我知道不一样，区别在于：我们慾望勃发源自极度贫乏之后的饕餮。但不仅如此，更重要的，还有规则瓦解之下的暴力。
这样的时候，对写作者倒是书写的好时代。中国应该出伟大的书写者，纪实的，虚构的，理论的，形象的……至于文学，那是对慾望的起义。
说到文学，我们很容易想到这个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不少人知道他是伟大的作家，但有多少人知道他是个禁慾主义者？也许不少人知道，但又多少人知道他早年却是个纵慾者？我们读到《复活》时，是否想到那个卡秋莎，就可能是他当年的某个纵慾对象？但托尔斯泰确实也像聂赫留朵夫那样忏悔过。他用写日记来忏悔，用写作小说来洗污。但这并不影响他继续照干不误。他甚至还把责任推给女人：“女人把我引入歧途。”列夫·托尔斯泰终生性慾高亢，到了中年，甚至在他已经皈依之后，他仍然在禁慾与纵慾之间挣扎。
所以，所谓“起义”，并非一劳永逸地令行禁止，而是譁变，以及永无停息的动乱。
作爲总是在“慾望书写”上被阐释的作家，外界往往只在争论：该不该写慾望？观点是明确的，逻辑是单向的，无论挺我还是贬我。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并没有答案。当慾望被控制时，慾望书写成了反叛的力量；但当慾望氾滥时，慾望书写反成了媚俗。但我的脑子仍然并不如此泾渭分明。那种一泄即快的慾望不是文学。我甚至不知道慾望是快感的，还是痛感的。或者说，我倾心于慾望的痛感。也许正因爲这点，读者、评论者觉得我书写的慾望跟别人的不同，我的小说于是幸运地被当做“纯文学”来接受。因爲我写的是悖谬的慾望。反慾望？也并不准确。准确地说，文学写的是慾望的分裂。在裂缝中，幽暗呈现了。
不，是黑暗。不，是黑暗底下闪出光来。可以举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睡美人》的例子。年老体衰的老人去“睡美人俱乐部”满足慾望，但是他的慾望被禁忌，躁动、退缩、冒渎、挣扎，面前的妓女成了伴随他生命最后旅程的佛。当然，底色是绝望的，死亡是绝对的，所谓救赎，是在认可了黑暗之后的。曾经，我在阐释我的小说《抓痒》时说：我写的不是婚外情，是无路可走之下用网络视频手段坚守爱。可惜没有被认可。
也许那只是文学的逻辑。
也许还是应该回归凡人的逻辑，我不仅是作家，还是凡人；儘管我非常想只在文学中活着，但我无可挽回地已经被规定了“凡人”这个“本质”。这个“本质”是被“物化”的儿子、丈夫、父亲、职人……那麽，“物化”的“慾望”应该是什麽样呢？尤其在这个即将到来的“物艰”的2019年。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