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兆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学术顾问。1988年以来参与党中央、国务院部分重要文件起草工作，包括党的十五大至十九大报告、13次中央全会文件、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以及1994年以来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等，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八五”计划至“十三五”规划的研究论证工作。
40年来，从1亿人到近30亿人，春运规模扩大了30倍；从时速40公里到350公里，从“绕来绕去”到“四通八达”，中国高铁压缩了时空距离；从“小窗口”到“大数据”，从“站场”到“机场”，购票方式和候车、乘车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图为1月21日，2019年春运开启，上海虹桥火车站的客运员给小旅客送上小猪公仔和福字。王初 摄（人民视觉）
中国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当中成长壮大的，具有在困难面前不低头、越是困难越奋发图强的传统和经验。
回顾40年行进路程，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发端起步的艰难，经历了西方国家制裁和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对中国造成的困难与压力，经历了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难题，每一个阶段有每一个阶段的挑战。中国正是在与大风大浪搏击中奋勇前行，一步步取得今天的成就，实现综合国力的历史性跨越。
（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1978年至2017年，我国GDP从3679亿元增加到82.7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增长33.5倍，年均增长9.5%，我国经济总量从占全球1.8%提高到占15.2%，稳居世界第二位。在这么长时间实现这样高的年均增长速度，不仅中国历史上没有过，世界历史上也没有过，可以说是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即使拿人均国民收入增速与东亚一些国家比较，中国发展奇迹也是不可否认的。以日本、韩国为例，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推算，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初已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标准，1975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约用24年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韩国1972年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标准，1993年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前后用了21年。中国1998年达到中低收入国家标准，2010年进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根据对未来经济增长速度预测，并考虑复杂因素影响，中国至多再用10年便可达到高收入国家标准。虽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比日本、韩国长一些，但日本人口1.27亿，不到中国的1/10，韩国人口5062万，仅是中国的1/27。现在全球高收入国家人口总数为12.5亿，而近14亿人口的中国用30年左右时间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没有发生过经济衰退和危机。4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虽然也存在经济周期，但并不是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出现周期性经济衰退（连续两个季度GDP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性波动。40年来除了1981年5.1%、1989年4.2%和1990年3.9%的增长速度较低外，其它年份经济增长都是高速和中高速。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变革，其广度深度难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深远，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
（二）
中国奇迹举世瞩目，中国奇迹也来之不易。
40年前中国改革开放是在什么背景下起步的？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人均GDP 156美元。同年，一直被认为全球最贫穷的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人均GDP是490美元。1978年，中国82%人口居住在农村，农村人口中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处于国际贫困线以下。农业生产落后，工业结构失衡，物资匮乏，居民的粮食、食用油、肉蛋奶和棉布等必需品长期按人定量凭票证供应。
当时成为改革开放拦路虎的不仅有经济落后和结构失衡，更有体制僵化和思想禁锢。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根本特征就是否定和排斥市场作用，否定和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当时主导的传统观念认为，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成分比重越高越好，计划经济控制范围越大越好。因此，要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一统天下的僵化封闭局面，首先要冲破“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这在当时阻力是非常大的。今天看来很习以为常的事情，比如“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当时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提都不能提。再如，对引进外资、兴办经济特区，不少人也疑虑重重。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必须既在理论上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又在实践上突破传统体制的束缚。当时突破这种双重束缚，迈出第一步是很不容易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就在于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决定把全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的前提。随后改革开放从三个方面展开。
一是农村改革率先破冰。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首创的包产到户（后来发展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它的优越性，在中央支持下迅速推广，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积极性，使农业生产面貌很快发生显著变化，由原来的停滞不前变得欣欣向荣。农业活，全局皆活。
二是政府（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改革。改革开放前，资源配置完全由政府通过国家计划进行，严重束缚了生产经营主体的积极性。改革的第一步是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把对国民经济的计划管理从过去单一的指令性计划，改为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市场调节三种形式，与之对应是有三种价格，形成了价格“双轨制”。随着改革的推进，指令性计划及其价格的范围与比重逐步减少，对调动企业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表明逐步摆脱了计划经济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束缚，虽然还不到位，但在当时已经不容易。
三是对外开放的起步。40年前中国经济开放度很低，对外贸易总额仅占GDP的9.7%，其中出口占4.1%，进口占5.6%。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始于兴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之后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等。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对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
改革开放冲破重重阻力，在上述三个方面迅速展开，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我国经济的蓬勃发展。改革开放不到10年，城市新增就业7000万人，农村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8000万农民转入非农产业，市场供应大为改观，基本上扭转了过去那种消费品长期匮乏的局面。
（三）
40年中国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也历经波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受到严重挫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空前巨大的困难和压力。在这个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成功地稳住了改革开放大局，捍卫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强调“胆子要大一点”“建设要快一点”，明确要加快改革，加快开放，加快发展。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特别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束缚，对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作出了透彻、精辟的回答。随后，党的十四大明确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梁八柱的框架。1994年起按照《决定》的要求，大步推进了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等体制改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明显增强，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基本建立。改革开放取得新突破，推动经济发展加快，不仅为抑制严重通胀、实现经济“软着陆”提供了有利环境和条件，也为后来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打下了物质和体制基础。
党的十四大后的20多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不断深化，取得了极大成功。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注入蓬勃生机和发展活力，社会主义为市场经济开辟崭新境界和广阔前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不仅能够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两者的优势结合在一起，而且留有很大空间，可以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通过深化改革不断优化这种结合。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和英明决策，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也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完全靠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新路。几十年来中国的发展证明，这条路走得通、走得对。
（四）
中国奇迹来之不易，还在于中国多次遭遇来自外部的冲击，但中国一次次沉着应对、化危为机。
我们不妨以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时的情形为例：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于1997年7月，进入1998年开始向世界扩散，全球股市汇市剧烈波动，世界经济环境恶化，也给中国带来了出口下降的严重损害和货币贬值的巨大压力。
当时的中国，经济“软着陆”之后遇到了需求不足的新问题，刚刚成功抑制了严重通货膨胀，又不得不应对通货紧缩的威胁。1998年全国25万户国有企业的利润才214亿元，还不到现在央企一个月利润的零头，国企亏损面达2/3，大量职工下岗待业。金融机构坏账率一度达到35%，整体上陷入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困难历史罕见，挑战前所未有。
1998年7月，中国果断提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扩大国内需求。以现在的观点，一年增发1000亿元国债并没有什么稀奇，但在当时做出这样的决策也是不容易的。因为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时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卷土重来，要求逐年减少当时每年600多亿元的财政赤字，到“九五”末期实现财政平衡，所以作出扩大财政赤字的反向决策，是下了很大决心的。随后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举措的实施，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8年初全国有12个省区投资呈负增长，到9月份所有省区都实现了投资增长，从第三季度起中国经济增长稳步回升。当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猛烈冲击，周边经济体货币对美元纷纷大幅贬值，而中国宣布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缓解亚洲金融危机冲击作出了贡献，也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赞誉。
应当强调的是，中国之所以能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是同90年代持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1998年以后在采取一系列政策扩大内需的同时，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停步，包括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国务院机构改革等。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的一系列举措以及随后加入世贸组织、扩大开放，都为后来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更大空间。
（五）
党的十八大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运筹帷幄，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这些变革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效果之显著、影响之深远，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回顾40年，中国创造的奇迹包括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丰富经验。虽然历史不会重复，时代条件总在变化，但这些经验对我们未来发展仍有宝贵的启示。
一是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当前，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发展面临一系列新的矛盾和挑战，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
40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改革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攻坚克难的锐利武器。越是处于困难的境地，越能激发改革的需求和动力。重大改革都是矛盾、问题和困难逼出来的。困难倒逼改革，改革破解难题。这是我国改革的一条规律。改革进程中，最可怕的不是有风险，而是一遇到风险和阻力就畏缩不前。破解发展中的难题，应对来自外部的冲击，全面深化改革仍是我们唯一的最好选择。
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4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一直是围绕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其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有两次跨越：第一次是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第二次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的表述在理论上更明确、更到位，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更有针对性。经济发展阶段的重大变化迫切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二是要积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是遵循经济规律发展的必然要求。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紧扣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加快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促进新技术、新组织形式、新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不断提供更新更好的商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个性化、不断升级的需求。要推动创新发展和效率变革，提高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水平，提高劳动、资本、资源、环境等要素的产出效率和微观主体经济效益，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三是要高度重视和大力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表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是一个国家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实业体系，保持着相当的竞争力，这是很了不起的。发展实体经济，要摆正与虚拟经济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关系。必须坚持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要求，汲取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训，防止资本过度流向虚拟经济，造成实体经济空心化。要以长远的战略眼光看待实体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虽然目前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有一点必须坚定不移，那就是：我们是靠实体经济起家的，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
（六）
回顾40年来穿越的风风雨雨，我们对当前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更加充满必胜的信心。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勤劳勇敢，坚忍不拔，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战略上藐视困难，战术上重视困难，勇于又善于克服困难，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今天，中国经济具有更强的韧性，更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潜力，包括：拥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正在成长、潜力无限，具备转向更大程度依靠消费和内需的条件；中国的储蓄率高，发展资金充裕，外汇储备雄厚，是少有的资本净输出国和债权国；具有门类齐全的独立工业体系，220多种主要工农业产品生产能力稳居世界第一位，国内市场供应充足；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市场经济长处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兼备的优势；中国人均收入比发达国家低得多，正处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可以保持比发达国家高1倍以上的速度；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坚定实行全面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得道多助，外贸市场多元化有很大拓展潜力。特别是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抗击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我们面前的所有困难终将被克服。
历史将继续证明，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脚步。
（本报记者白天亮记录整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01月24日第03版 林兆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