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大芬村还是“大粪村”，因为村前水沟臭气熏天。
在导演余海波的纪录片《中国梵高》里，大芬村有着截然不同的两面：油画光鲜亮丽，但作画的两口子会在走廊里爆吵，满身汗渍的疲倦画工们横七竖八地裸躺在地上休息。对徒弟不满的老画师把画笔砸到地上，不耐烦的学生又把它一脚踢开。
他渐渐发现，这些画工与梵高等大师相隔百年，却都“在困顿中试图唤醒自身”。
备受贫困和精神问题折磨的梵高37岁时死去了。他生前只卖出了一幅画，死后却成了“世界上最昂贵的画家”。
梵高曾写给弟弟一段话：“亲爱的提奥，我正走向一个看似很近的地方，但也许它很遥远。”
金钱、速度与热闹
赵小勇被称为“中国梵高”，20年里，他临摹梵高作品10万张。这些仿画遍布世界各地。 “你没受过专业训练，但画10万张的经验，我们却没有。”美院专业人士的这句话，令他很受用。
大芬村10多年前的鼎盛时期，上千家店铺的年产值一度达到了十多亿元——8000名画工每年制作500万幅油画。
“给我几万元的订单，比夸我画得好高兴。”他“累并快乐着”，读梵高的传记、看电影时会流泪，觉得大师的孤独求索令人感动神往。但他也自觉是打工青年，画画只是比工厂好的营生，当时心里更向往白领的BB机和老板的手机。后来钱愈发多了，就一心想在深圳买房。
周永久来大芬村30年了，刚来时，他压根儿不知道梵高是谁。画廊里的作画台跟了他10年，上面的颜料积了大概20厘米，各种颜色混在一起，最后呈现苔藓般的深绿色，有土地般的质感。旁边的墙被他拿来顺手擦画笔，颜料在上面淤积，摸起来像钟乳石。他觉得画工必须勤奋。那时他一个月最多出货五六千张画，带着徒弟做。有徒弟画着画着，就坐在椅子上睡着，笔从指缝滑下来。
他手下最多时有33个徒弟，租了两套二室二厅让他们住，一架双层床能睡5个人——下面3个，上面两个。这在非典时期都不曾改变，当时忧心的周永久用醋把住所擦了又擦，还把玻璃窗全拆了，24小时通风透气。只是画不能耽误。
大芬村在当时迅速崛起，是因为香港和韩国的人力成本高，装饰画需求旺盛的欧美客商将大量订单投向这里。最开始来此建厂的港商，月订单从几千张暴增到几万张。一位法国客人要求一个半月造36万张画，厂里的工人被安排成高速的流水线，一人只画固定的几笔，依旧完不成。这带来了外包生意，吸引了数百位独立画师，接着是卖画布和颜料的原料商。“大粪村”变成大芬村，名气越来越大，生意如同滚雪球。
做工本身没乐趣可言，吃完午饭不眠不休地画同一张画，一直忙到凌晨。有时画廊里的年轻人会突然站起来，烦躁地把笔摔出去，把画撕得粉碎；还有老乡拽着他说，“想吐，画不下去了。”赵小勇那时画完一轮订单，一定要休息几天，躲在屋里和学徒们打牌，没力气干别的。
周永久那时在村里溜达，看其他人的画，遇到好的就想学。他曾遇到偶然南下练习的哈尔滨画家，人家只用画刀，刀头和刀尾抹不同的油彩，一刀下去，比画笔连贯，又有渐变的效果，看起来立体自然。尽管只知道画家在哈尔滨的大概地址，从没去过北方的他还是心心念念，坐着飞机过去了。4月的哈尔滨，杨树刚开花，风吹着漫天白絮，他穿着一件单衣在街上发抖。进了饭馆点菜，他要小份，人家给端上一盆，他非说人家上错了。
不过周永久也承认，那时下功夫学画，纯粹好奇，完全没想过“艺术”“原创”。2004年前后，大芬村也来了一些美院背景的画师。在周的记忆里，两拨儿人互相瞧不起。美院的画师们高傲，大芬村的草根则觉得对方矫情。那时美院画师们讲究，先把背景打好，干了再画其他。这在大芬村不少人眼里很蠢，浪费时间，明明把背景留出空白，直接填图案就行——边缘难免掺色，但不碍事。
美院画师在大芬村确实也很难坚持。那是拼速度和数量的时代。向往梵高的赵小勇不得不上了油印设备，直接打印底稿，省去作图，只负责填色。这是他最后的坚持，因为“只要还拿笔上色，就还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每张不同，是艺术品”。
当时的大芬村更流行全套印刷喷绘。机器轰鸣中，三五分钟就能印出一张画。画的表面是平的，几千张一模一样，带着机器烫手的温度，没任何笔触，但特别便宜。
幸运
去年纪录片《中国梵高》展映后，主角赵小勇红了。一次接受采访，他说：“我一生卖出了十几万幅画，梵高却只卖出了一幅，我比他幸运。”
梵高一生敏感、脆弱、性格古怪，超前的艺术风格令他缺乏认可。父母对他失望透顶，经济只能靠经商的弟弟支持，大多数人嘲笑甚至鄙视他。他在情感失意和精神错乱中把耳朵割下。
赵小勇、周永久等画工曾一起看梵高的传记片。赵小勇观影时痛苦地捏着鼻梁、捂着脸，周永久站着，一言不发。大家崇敬梵高，但都畏惧像他一样的生活。
赵小勇父亲早逝，初中辍学来深圳打工，可人太小，水泥都扛不动。走投无路时，他求工厂收留，不要工钱，管吃住就行。最终绘画的天赋让他留在深圳——进了藤编厂画花纹，后来又去陶瓷厂画图案。
那是他第一次因画画得到尊重。外国技师点名要他作助手。他在陶瓷厂很快成了“精笔工”，画的图案被糊在玻璃橱窗里当样本。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月薪差不多五六百元，他赚1300元，每天晚上喝酒，去海边兜风。
赵小勇在厂里打工时，潮州人周永久已经来到了“大粪村”，那时村里还是烧柴的土房，港商的油画厂也不起眼，公厕和几间卖杂货的铁皮房是仅有的公共建筑。他几乎是赌气来的——在老家，他是披长发、打遍四邻八乡、臭名昭著的痞子。等到成年谋出路，部队不要他；开电器维修店的亲戚面露难色；隔壁村画黑白遗像的老头瞟了他一眼，说“你实在不是画画的料”。
周永久觉得自己要争口气，结果只有一位大芬村的画师勉强愿收他。师傅逼他戒烟，做打水劈柴烧饭所有重活，师弟师妹闯了祸也总怀疑到他头上。他说自己那时候就“忍”，想出人头地，有时爬附近的山，望着灯火辉煌的香港，就觉得心情很好。
据说27岁才拿起画笔的梵高是满脑子幻想无从表达才选择了绘画。1994年，一场大水席卷深圳，港商的油画厂里漂出了梵高、莫奈的诸多仿作，水退后全埋在泥里。周永久兴奋地跳到地里，把它们捡回去洗净、晒干，打算回老家吹嘘说是自己画的。一张张晾时，他发现这些画好看，想学，于是抽空就练，过年都不回家。
一年后，广交会上来了订单，恰是他从泥地里捡来的那些图案。过了快两年，他才知道那是仿梵高、莫奈的画。
“感谢梵高，不只养活了我，也养活了（大芬村）那么多人。”赵小勇自觉比100多年前的这位大师运气好太多。
他凭着这份营生在深圳和老家都买了房子，有了车。甚至2008年金融危机，大芬村生意严重受挫，他也意外迎来了在荷兰梵高美术馆门前开纪念品商店的客户。对方不仅给他提供了几年稳定的订单，还邀请他去欧洲参观。
2014年欧洲之行，他戴着墨镜，余海波等人跟拍纪录片，欧洲人以为他是大明星，来和他合影。博物馆的管理者听说他专画梵高，给他竖大拇指，还安排出独享的参观时间。
赵小勇终于看到了梵高的真迹，金色的麦田近看呈现出实物般的淡灰，每一幅画的油彩都没有他以为的那么厚，层次却更丰富。他发现梵高的画充满了色彩的渐变和细腻的笔触，“看不到半点抑郁，全是热爱和乐观。”
他在梵高作画的咖啡馆支起画架现场作画——把手机对准天空，屏幕中就是梵高笔下荷兰天空的颜色。这一场“觉醒”般的经历令他成了《中国梵高》的主角，有了更大的名气。
周永久不太明白，余海波明明拍摄自己的时间更久，为何自己成了配角。他自嘲运气“没那么好”。2000年他事业顺风，却被合作伙伴欺骗，卷走了60万元，为了不总被村里做画框、卖画布的店家追债，一度带着徒弟搬出了大芬村。
2015年，朋友开发龙华区的楼盘，对外每平方米1万元，给他卖6000元，还说先付20万元首付就行。坚信买东西要全款的周永久拒绝了，于是再买不起房子。现在他们一家五口住租来的房子，3个孩子睡一间卧室。
他没有积蓄，收入只够应付花销。当年的朋友都过得好，他一度羞于见面。即使在今天的大芬村，狭窄的过道里依旧摆满了油画，它们被称为“画墙”，是开不起画廊的人们最后的归宿。据报道，2008年大芬村最火红时，也有80%的画工挣扎在贫困线——他们中很多人在这些间隔一两米的缝隙里，把自己的作品挂在墙上，头上垂着散乱的电线，再在街边支个画台，拉上电灯，挨着馄饨摊，或者泔水桶。
赵小勇后来因为工厂“无聊”来了大芬村，师傅是位画了一辈子梵高的老人。这位老人几乎有着梵高一样的性格——孤僻、酗酒、难以捉摸。他坚持画要精细，不肯大量复制，因此贫穷，妻子都弃他而去。2015年因肺癌去世时，他独自一人蜗居在小屋，血吐到床上，手边没完成的《麦田与乌鸦》恰是梵高死前最后一幅画——过了很久，听不见咳嗽声的邻居才发现他的遗体。
“最幸运”的赵小勇也在感受动荡。欧洲的博物馆馆长问他“有没有自己的作品”，他心里一颤。看到梵高的真迹，他在画前一遍遍嘀咕“不一样”——过去参照的画册全都有微妙的失真，他感悟的笔法大多错了。回国后，他立刻凭记忆临摹了一幅梵高的画，确实不一样了。他至今珍藏着这幅画，3万元都不卖。
他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不能成为真的艺术家？真的被人欣赏？”他清楚放弃临摹就没了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不知道梵高那时是否坚信自己作品的价值。他没有答案。
时代
在大芬村，很多人是被时代推着改变的。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大芬村订单量暴跌60%，人力与原料价格上浮，还陷入与福建友商们的竞争。
今天的深圳，大芬村不再是主角，在呼啸的快轨和高楼林立里，它显得格格不入。村里五颜六色的小楼被大厦包围，地图上周围路况时常呈现黑红。汽车的喧闹里，村里很难听到画笔和画布摩擦的声音——做画框的店家们毫无顾忌地用电锯发出轰鸣；油画村入口的标志性雕塑被路障围了起来，铁锹电焊在施工。
境外的客人们不再阔绰了。香港人来周永久的店里，渐渐过了千元就嫌贵；直到2010年，还有加拿大和黎巴嫩的客商打听仿画的价格，周永久报了价，对方直喊“NO”。暴脾气的周永久急了，回敬更多“NO”，赶走他们。
大芬村临摹复制的历史在境外客商心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低端印象。前两年，日本电视台还以“低劣”之类的主题报道大芬村，引发了画师们的抗议。一位大芬村的贸易商说，她给日本客户报几百元的价位，可对方不满意，非觉得大芬村的画就值几十元；全球客户从网上询价，普遍还想要便宜货——时间长了，嫌烦的她编了价目表，直接复制粘贴。最终只有十分之一的人回信，问的常是“能不能再便宜点”。
失落感席卷着他们。在荷兰，赵小勇发现“大客户”的店原来就是个杂货铺，自己的画和五颜六色的衬衣、玩偶摆在一起。他沉默地站在店里，外国客人就在身边一件件翻扯。他对着镜头嘟囔，“我以为他的画廊很高档。”
金融危机也影响了周永久，他的徒弟们散了，大多转了行。闲下来的他反倒有时间琢磨画。他想画点不一样的向日葵，记起了自己当年在哈尔滨学的刀功。他把梵高的仿作和自己试验的新画挂在墙的两边，自己跑到远处看，越不同，心里越得意。直到某天，一个意大利人指着他原创的向日葵说“好”，要花260元买，当时梵高的仿作只值大约100元，他一度以为自己听错了。
周永久从此再没做仿画，原创作品现在能轻松卖到上千元的价位。他发现人们愈发喜欢独一无二的作品。这是他满意的状态——轻松、市场认可，又是自己的表达。不少老画师以此为出路。
赵小勇也试着改变。他很早就有去荷兰观摩梵高真迹的想法，妻子一直不同意，觉得订单做不完，家里又需要钱。两个人总在阴暗的家里吵，争执往往被窗外呼啸的地铁打断。等他真去了荷兰，看到梵高的画，忍不住就把脸凑上去，盯《向日葵》足足10分钟，“我画了梵高20年，比不上这博物馆里的一件作品。”
他迫切地想了解梵高，崇拜他，进而想到自己。他在夜里顺着梵高生活过的街道走，告诉身后的朋友小点声，别把他老人家吵醒了。纪录片《中国》里，他去梵高的墓地参观，突然想到要拜师——没有三炷香，他点了三根烟，用几个青苹果垒在梵高墓前。他发现自己几百元售出的画，在荷兰的纪念品商店卖约4000元人民币；喝多了，他喊着要“把我的心态讲给梵高听”，然后吐了。
去荷兰前，听从朋友的建议，赵小勇一度去浙江宁波的家居城里开了画廊，专卖面向有钱人的高档装饰画。那是笔不错的生意，一个月开张几单就是几万十几万元的收入。可他心里不舒服，自己成了商人，只需进货，不再画画；商城里的人也在商言商，开始给他好的门面，后来就把他往角落里赶，没觉得他做的是“艺术”，没有尊重。
从欧洲回来后，他有冲动，想再接近梵高，突破自己。他说，自己梦里见到梵高，大师问他“小勇，你现在画我的作品怎么样了”。他大喊：我已经进入你的状态了。然后伸手去抓，惊醒了。这种夜晚会让他难以入眠，满脑子是梵高。
赵小勇后来在宁波高新区的写字楼租了一间画室，整座楼空荡荡的，有些阴冷，他闲时在里面孤单地画，用强烈的热情画精细的高仿。可状态不对，心很烦，一个生意的电话就能打断思绪，不在大芬村那种大家都吵着画画的氛围里，他反而静不下心。
最后他完成了6幅自己满意的高仿作，“像到不能再像。”但放到市面上卖，依旧是几千元。买家觉得再好也是临摹，“不知道画师背后的激情。”他有些心灰意冷。
赵小勇的家里原本挂着一张仿制梵高的《鸢尾花》，那是他2000年在大芬村接到的第一笔大订单中的第一张画。2016年，家里装修，他让爱人把这张画取下来，卖了6000元钱。买家看中了它的意义和历史感，赵小勇却想和它告别。
过去一直画梵高，他立志要画自己的画了。
梵高带来与带走的
告别梵高是漫长的。至少在2018年，纪录片和“中国梵高”的身份让赵小勇很难摆脱梵高。
他关掉了宁波的画廊回大芬村创作，适逢《中国梵高》展映，令他声名鹊起。赵小勇在自己的名片上印了“中国梵高”，一些看了纪录片的观众不远万里跑到店里拜访他，握手、合影、买画，包括日本和欧洲的客人。
他画的价格也水涨船高了，媒体说一平方米1.2万元，他说偶尔还会更高。他也又画起了梵高——只不过是精细的高仿，澳门的客人出价高，足以调动热情。一位美国的画商和他签订了合同，一年24万元保证金，预约他所有原创作品，销售另外分成。据说这位画商在中国考察了很多画家，都不满意，唯独对赵小勇感兴趣。因为他是“中国梵高”，有“可以塑造的点”，这在艺术圈很重要。
赵小勇还暂时离不开梵高。他给自己和妻子画像，依旧是梵高的风格，其他原创作品也大多还有梵高的影子。他迄今最满意的一幅作品是梵高的头像悬在高处，达·芬奇等一众画家在下面伸长脖子、张着嘴，表示惊讶。用他的话说，这象征了“梵高的地位”。
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包括梵高在广场上作画，他站在后面看；或者是一堆没有眼睛的梵高自画像，寓意着“梵高，包括我们一生都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他坦承自己现在还是在用梵高的技法表达自己的思想，钻研出独特的技法或许要很久。他感到恐惧、焦虑时，依旧会去看梵高的传记，然后就感到平静。
周永久倒是迫不及待地想和仿造诀别。那些日子的影响包括至今被砍价，客人仍会说“哎呀，不就是行画么，你们这里好多的”。愤怒的周永久会让他们“滚蛋”“去村里捡吧”。
他感到曾经临摹的经历让他更难收获尊重。有人邀请他供货，但不能签他的名字。遇到聊得投机的客人，周永久甚至不吝啬送画；但很多时候的感觉依旧是，“你就是大芬村的临摹画师”。
在大芬村流传着这样的故事：一个身家过亿的大老板，买了别墅，用大芬村的临摹画做装饰。画很贵，但人们一定会说：不要说你的房子装修多豪华，也不用说有多少钱，你挂这幅画，你形象就没了。
人人都想改变。《中国梵高》记录了赵小勇从欧洲回来后的一场聚会，人们喝了酒，一位年轻女画师结巴地表示想画自己的画，走自己的路，却又怕“像梵高那样的悲惨结局”。
女孩哭了。“时代不可预测。”赵小勇用力握着她的手安慰说，“想画就画。”
“我们不是梵高”
赵小勇清醒时也知道，“想画就画”说来容易，但“我们不是梵高”，没他的天赋，也没勇气过他的生活。
大芬村依旧是大芬村。时至今日，周永久画画，仍要把老式音响开到最大，放震耳欲聋的闽南歌曲；赵小勇的店里则放英文流行音乐，尽管完全盖不住隔壁气钉尖锐的撞击声。大芬村一如既往地吵，10多年前听的深夜电台都停播了，现在大部分人用手机和平板电脑放电视剧。
多数普通画师的生意仍不好做。大芬村附近书画交易广场一楼的门面，一半已被水吧、精品店和外贸服饰占据。村里的房租每年都在上涨，地铁开通后，消费能力更强的白领入住周边，政府也屡次试图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画墙。曾有画师在雨天被房东赶出来，画全都丢在水里。
赵小勇问一些老画师为何不原创，答复几乎都是“要养家”。熟悉村里情况的商人惋惜地说，一些画明明值5000元，但因画师急需收入，只得一两千元将就卖掉。还有一些在国外办过展的，就因为出身大芬村，明明开价五位数的画，最后也只能几千块成交。
去上海莫干山路的高档画廊探访时，赵小勇也能感到这种歧视。有人瞧不起大芬村，觉得就算原创也不是一个档次。大芬美术产业协会的一位领导感慨，“大芬已变成廉价仿制品的代名词……就连住在深圳的艺术家们也看不起。”
周永久第一次清楚感到和学院派的差异是2003年。那时他有在美院进修的机会，刚去时每天喝酒，和朋友们在教室后面玩。授课的老教授说，“你们画的多，但颜色理解不透彻，真到原创时会卡住”。周永久不耐烦地顶嘴，说“你能画我也能画”。老爷子就笑，不再多说。
课程快结束时，他晚上在学校闲逛，恰巧看到老教授在画画，越看越发觉不一样。他看老人画一个简单的苹果也要刀笔结合，用刀刮出一层淡灰色的背景，苹果的红颜料也要额外地调——如果没人教，这些简单的道理可能要摸索十几年。
如今，赵小勇坐在自己的画廊，面前是精致的红木桌，旁边架着他的原创画。门外有画工在油画堆里睡觉，作品一幅幅从吊顶垂下来。他说绘画是残酷的，有些人搞原创，努力，然后失败。包括美院的一些人，“画素描好得很，一上水彩就不行了，天赋问题。”
“原创作品需要思想基础，艺术的灯塔有几人能达到？”观察大芬村十几年的余海波判断，大芬村绝大多数画师的尝试都将是悲壮的。
余海波2004年第一次来到大芬村，感到震撼，“农民工与影响人类精神世界的杰作直接发生关系，折射的是改革开放后整个产业生态和文化形态的演变。”
但也有人能走出来。今年，周永久收到马来西亚的邀请，9月底将和爱人、徒弟一起举办国际独立画展。他的向日葵完全没了梵高的影子，不乏客人为了一幅原创画争抢。
赵小勇也鼓励身边的人。他的妻子至今做仿画，没胆量原创，加上两个孩子还在读书，想多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位能盯着电视剧，就仿出梵高名作的女人说，“等孩子长大，我就去进修，再画自己的”。赵小勇劝她，“梵高就是单纯喜欢画画，没想那么多，表达不出来的思想就画出来。”
他自己也纠结，有时觉得自己“思想和能力都没到”，有时又会讲梵高的轶事自我安慰，因为梵高也从没受过任何美院的系统培训。如今更多时候，他喜欢就画，不介意别人评论，胆子要大。
今天的大芬村也有了自己的颜色。2017年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中青年油画展上，大芬村拿出的不再是仿画，而是49件原创参展作品。
9月，赵小勇也在原创。他画了一幅家乡的街巷。真实的家乡破烂不堪，瓦碎了，木柱塌了，浑黑的铁水壶上积满了厚厚的锈。可他笔下的村子是湛蓝的晴天，有鸡，有牛，屋子洁净靓丽，天上的云彩被特意加了道白边，像被太阳照亮了。一点都不像梵高。
赵小勇十分喜欢去年上映的《至爱梵高·星空之谜》。这部影片展示了开放式结局，暗示梵高不是自杀，而是被村落里取笑他的孩子们误伤丧命。赵小勇深以为然，因为他相信，梵高足够热爱绘画、热爱生活。
电影高潮部分用到了梵高决心投身艺术时，写给弟弟提奥的第一封信。信中说：
“别人眼里的我是怎样的？一文不名者、怪物、不合群的人——一个在社会毫无地位，比最卑微者更卑微的存在。但纵使如此，通过我的画作，我要人们看见，这卑微的肉体里尚存灵魂。”
赵小勇还记得自己刚来深圳，没有工作，只能睡马路、桥洞，甚至睡在山里的坟地。那时深圳的蚊子像马蜂一样大，他睡觉时用胶带把头缠上；因为没有暂住证被警察抓了，老乡们凑400元才救了他。那时的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作画，以自己的意志去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