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1905年创立复旦公学，即如今的复旦大学（图/网络）
原标题：他活了一百岁，创办一所著名大学，却说：我是一只狗……
马相伯认为国家对人民的“民治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人民做“善牧”即“主人”，而不是培养“佣工”，只有这样，人民才会真正的自立，才会真正的爱国，而不是对国家漠不关心。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张生
说到马相伯（1840－1939），大家现在最耳熟能祥的就是他在晚年讲的那句自我调侃的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1938年冬，为避寒和躲避日本战火，马相伯由桂林避居越南谅山。次年春，著名记者胡愈之前来谅山看望他，两人聊到抗战已让中国这头睡狮醒来，又聊到他一生为国事呼号，又如此长寿，可谓“人瑞”。
这时马相伯脱口而出说自己不是“人瑞”，而是“狗瑞”，然后就说出了那句著名的“我是一只狗”的话[1]，可这句话虽然不无幽默，却也不乏沉痛。
▲2012年10月28日，北京798艺术园区《先生回来》致敬展上，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左四）、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等10位先生的照片（图/图虫创意）
而说这句话时，马相伯的确已是一位“人瑞”了，出生于1840年的他已近百岁。可是，他这条狗想叫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他又想用什么东西叫醒中国人，却乏人问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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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出生于世代天主教徒之家，他11岁只身从家乡镇江前往上海入读徐家汇的耶稣会办的徐汇公学，学习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并且同时学习数学与哲学，以及天文，后来又读神学，获神学博士学位。而自此以后，数理，哲学和神学也成为他一生的兴趣与志业所在。
他在学习数学时如痴如醉，晚上睡觉时竟然看到床顶的帐顶隐隐约约有数字出现，梦里也梦见数字闪烁。他也因此对数学情有独钟，对生活中的数学现象也十分关注，比如他曾记载自己游幕于李鸿章府中时，对西学兴致盎然的李中堂有次忽然问何为抛物线，有个幕友便脱口回答说，撒尿就是抛物线，就颇令人解颐。
而他之所以和李鸿章有此亲密之关系，是因为他弟弟——同样博通西学的马建忠（1845－1900）先其为李鸿章所倚重的高参，他也因此得以在早年投身宦海，曾受李鸿章指挥处理洋务并被派遣赴日本、朝鲜及美国办理外交及相关事务，所以，他可称为一个政治家。同时他又在退出政界后捐出自己家产创办震旦及复旦等大学，又是一个教育家。
但其实，他还是个思想家。他因为从小就在教会接受西方教育，并且终日与西人往来，所以他的思想和看待事物的方式已经和同时代那些仍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人不同，这也是他深得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信赖的原因。而他对中国文化的思考，至今仍有独到之处，这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认为中国古代并无古希腊那样的“哲学”。
▲李鸿章（图/图虫创意）
说起来实在伤心！我们中国古代何尝真有如希腊的哲学思想！哲学问题就是思想问题，中国古代（直至现在）实在没有哲学思想，更精密的说，就是没有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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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之所以重视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是因为哲学其实是人的思想的方法，也是人获得知识的手段，人们有意无意都在运用，所以，他在考察中西文化的差异时，很注重各自在“哲学”上的表现。
“哲学”这个词是来自日本的汉字，是对西文philosophy的翻译，“哲”有知识和智慧之意，如孔子在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时就感叹“泰山其颓，哲人其萎”，所以这也算是得体的翻译，但马相伯认为，philosophy这个词原意为“爱智慧”之意，因此这个词最好翻译为“致知”而不是“哲学”。他自己的介绍西洋哲学的入门书就叫《致知浅说》。
他在《中西学术的谈屑》（1935）中指出，“致知”的第一步，就是要将各种事物先下一个定义（definition），以明确其性质及范围。徐光启曾将definition这个词翻译为“界说”，他很赞成，所谓“界说”，“就是把事物分成各种类别，使它有一定的界限”，这也就是“分析”的方法，有了这个方法，就可以用来“格物”，用来考察和研究世界上的万事万物了。
马相伯认为，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能成为西方哲学的“开山老祖”，就是因为他对“分类”与“界说”的重视，并以此作为格物的方法系统地发展出了自己的学说，从而奠定了科学的各种基础。
▲亚里士多德雕像（图/图虫创意）
这也是为何马相伯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的原因，因为在中国的儒学大家中，并无亚里士多德这样的“哲学思想”。与亚氏相比，虽然孔子以“哲人”自诩，可却并不能算做真正的“哲人”，马相伯指出，孔子尽管谈“性与天道”，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何为“道”，却语焉不详。老子也爱言“道”，可“道可道非常道”的“道”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孔子还喜言“孝”，可“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大家应该“孝”，也并未“界说”和论证。
因此，马相伯在《孔教所给中国的影响》（1935）中就严厉批评了当时中国社会所出现的“复古的倾向”，以及在思想上的尊孔等。
他直言孔子的学说从哲学上来看是没有见地的，根本不值得肯定，因为哲学这种思想方法，“不但要解释人生问题，并且要解释人类所生息其间的世界问题，即宇宙问题”，而孔子不仅对前一个问题的解释很肤浅，对后一个问题更是毫无思想，所以，他对孔子的学说几乎是完全否定的：
他有什么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第一要有分析的态度，而孔子的学说只是东涂西抹，掠影浮光，对于人生又如何能有深切的认识？退一百步说，孔子学说，只是一种极肤浅的伦理学。[3]
马相伯认为不仅孔子学说不堪为哲学的思想，其人的做派也令人生厌，他因为生在“封建专制时代”，其思想不允许有人反对和怀疑。这也是为何在弟子中他最喜欢颜回的原因，因为不管他说什么话，颜回都会赞美，而从来不予以质疑。子路因为经常怀疑他的言行，把他气得直哼哼，可除了赌咒发誓外，却说不出什么道理。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其思想方法的浅陋与分析能力的匮乏。
▲孔子（图/图虫创意）
他的这个观点不由得让人想起德国近代“哲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孔子的论断，他认为孔子的书里虽然讲了不少“正确的道德箴言”，但是他的啰嗦与循环往复的唠叨，“使得它不能处于平凡以上”。[4]
而正是由于孔子学说的鄙陋和缺乏哲学的思想，马相伯才指斥其两千多年来对中国的“人心世道”的影响就是教人“说谎”，一方面替皇帝说谎欺骗人民， 另一方面又蒙蔽贤能来说谎来欺骗皇帝。
因此，马相伯尖锐地指出，这就是为何中国历代专制帝王都尊孔的原因，因为他们发现了孔子学说的这个善于“说谎”的特点，既可以粉饰太平，又可以“替少数治人设下愚民欺众的弥天大谎”，维持自己的专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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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深刻地指出真正的哲学的任务，就是对Being的思考，这个词有各种翻译，如“是”、“存在”或“在”、“有”等，但马相伯觉得这些翻译都不恰切，因为哲学是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思考，是对宇宙人生的所有问题的思考，因此，他觉得翻译为“万有”更为合适：
哲学的第一任务就在教人怎样思想，而思想首先碰到的就是Being问题。譬如现在我问：我们人类自有生以来第一思想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自呱呱坠地以后，第一次的思想究竟是什么？那就是Being问题。[5]
而这“第一次的思想”就是思考自己的“存在”以及世界的“存在”，也即“万有”的问题。但中国人并未对此问题作出系统化的思想，自然就谈不上有什么哲学了。
马相伯的这个观点其实并不孤立，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德里达就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明确指出，中国虽然有中国的“思想”或“历史”，但却并没有严格的希腊意义上的哲学。
▲法国思想家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图/网络）
因此，马相伯认为，要让中国人从儒家文化的迷梦中醒来，一定要学习西方的哲学思想，因为这种思想的方法才是科学的，现代的：
中国民族若果要救亡图存，发挥光大，一定要想法培植全国人民的哲学思想，就是说，要使他们人人能用他们的头脑去思想，去分别，去分析，去判断，夫然后才有民权自由可言；夫然后才有民国共和可言。[6]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思想的背景，有了比较，他才力主用“外国主张”和“外国法”来救中国，虽然他同时也说自己的主张是“古人主张”或“中国古法”，但其实还是外国的多些，他也以此为据对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进行批评。
为此，他还举了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西洋的文化比中国的文化要高明，那就是欧洲各国的元首有很多都不仅是政治家或军事家，同时还是“学问家”。
拿破仑第一亲手编定法国的民法，为多国仿效，拿破仑第三发明了电光探海灯与大炮上的测距表尺等，至于英美诸国的元首也多学问家，可中国的历代元首自汉高祖刘邦是个大流氓，汉武帝的学术研究为空白，明太祖朱元璋也是一个草莽英雄，唐太宗和康熙虽然也有点东西，但都是“假手于人”所做，不值一提。因此，两者相较，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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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致知”与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事这样的工作要付出的不仅有时间和精力，有时甚至还有生命。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的死或可为证。
马建忠在庚子事变那年的八月中旬，在上海李鸿章的行辕助理公务，俄国人忽然发来七千余字的电文，恐吓李鸿章说如果不答应其中的条件，就封锁吴淞口。
鉴于事情紧急，刻不容缓，马建忠赶紧连夜翻译了出来。但当时翻译既无电子词典，也无谷歌百度可用，全凭人肉力译，再加上译件重大，他过于紧张和劳累，导致热症大发，第二天早晨竟遽然去世。
▲马建忠（图/网络）
对此，我也有亲身体验，前一阵子我为了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课程的讲稿，连续作战一个多月，因为每日叩击电脑键盘过量，致使左手小指疼痛不已，至今虽已多方寻医，从日本膏药贴到西藏膏药，从高科技的纳米到传统的麝香虎骨，种种神力，无所不施，但仍未见其效，就在我写这篇宏文的同时，我的左手还在隐隐作痛，估计这种奇怪的疼痛将要伴随我的余生了。
而马相伯对当时的中国的政治的批评尤为深刻，他说自己曾想过为何中国人处处不及外国人，想来想去，他觉得这其中的原因并无神秘之处，而中国与西洋不同的地方只有一点，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是“闭关政治”，西洋的政治是殖民政治。
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是闭关的，所以皇帝是不允许人民有国家思想的，而且也不允许人民干涉政治，所以，“直到现在还是要拿一个人的意见当作天经地义来压服人家。”[7]人民也因此只知道巴结皇帝。
但西洋人因为有宗教的影响，知道人类在造物主面前都是平等的，而且知道政治与自己切身相关，所以关心政治，并且勇于开疆拓土。
不过，马相伯的这些批评，虽然至今让人觉得深刻，觉得超前，但也让人感到难过，因为当时并没有什么人听他的批评。这也是为何他在退出政界后要努力创办新式学堂的原因，那就是他希望自己所办的大学能够与欧美的大学教育“并驾齐驱”，培养懂外交懂科学的人才以服务和改造中国的社会。
1903年，他已年过花甲，可毅然在徐家汇天文台创立了第一个新式学堂震旦学院并亲任院长。而这个学院的创设还与蔡元培有关，当时蔡元培正在附近的南洋公学即后来的交通大学任职，想跟着马相伯学拉丁文，他虽然精通拉丁，但认为蔡元培已届中年，又有职务在身，时间精力皆有限，学习不易，就让他推荐了二十四个青年学生来学习。
▲蔡元培（图/图虫创意）
马相伯为此编了《拉丁文通》来教习诸生，可他并不因此就泥古不化，他认为对于当下的中国学者来说，实没有必要学习这种即使在欧洲也已是“骨董”的语言。所以，他提醒学生们，“学会了近代的英法语言更切实用。”[8]
而正因为他认真教学，吸引了更多的莘莘学子前来求学，于是他捐献了三千亩良田和现大洋四万元还有英法租界里的八处房产，创办了震旦学院，也即后来的震旦大学，后来因为他的办学方针与教会产生矛盾，1905年就又创办了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自任校长并亲拟学校各项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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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马相伯一生津津乐道的事。他在谈话作文中很喜欢引用《若望经》（今思高本《若望福音》）第十章十一至十六节中“善牧与佣”的故事[9]，“予为善牧，善牧为羊舍命。佣与不为牧者，以羊非己有，见狼至，辄弃养而遁，狼撄羊。”
这段话的意思原是耶稣自喻，他把自己比作好的牧羊人，因为他是自己的羊的主人，所以他愿意为自己的羊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佣工因为没有把自己当成羊的主人，所以，当狼来时，并不会舍弃自己的生命来挽救羊的生命，所以只会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弃羊逃跑。
▲1903年，马相伯和震旦学院第一批师生合影（图/网络）
这固然是马相伯这个虔诚的教徒对国民的愿望，但其实也是那个时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
马相伯也很喜欢明末的天主教徒王徵写的《和陶靖节〈归去来辞〉》，特地让自己的爱徒于右任书写后挂于客厅之中。该诗中有“电光石火哪能久，唯有真心万古留”之句，马相伯曾拈出“唯有真心万古留”句为楹联对语，但一时却找不到合适的对语，后从该诗中集句“谁悲浮景总归尽”，以对“唯有真心万古留”。
我觉得，这个对句虽然不能说不好，但似乎总有未尽之意。因为，在我看来，其实，马相伯自己的一生就是这句诗的最好的对句。
他曾因醉心于学问而自嘲自己为“书呆子”，可他这个“书呆子”的“真心”即使到今天，也时时在触动着我们。
我相信，在很久之后，也依然能像今天感动我们一样感动我们身后的人。
注释：
[1]见胡愈之《在谅山访百岁老人》，《胡愈之文集》，三联书店，1996，第127页。
[2]《Being问题一》，见《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第1138页，后略。
[3]《孔教所给中国的影响》，第1130页。
[4]《历史哲学》，上海书店，2006年，第127页。
[5]《Being问题二》，第1139页。
[6]《Being问题二》，第1140页。
[7]《殖民之治与闭关之治》，第542页。
[8]《想当年创办震旦》，第1045页。
[9]《第十次广播演说》，第995页。
文章来源: 冰川思想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