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她又出版了新书——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于是，余秀华又一次来到她已经熟悉的北京，进入到紧锣密鼓的采访和四面八方的活动包围中。我们的记者也去见缝插针地和她聊了个天。
余秀华是一个著名的会让记者头疼的采访对象。她喜欢打趣、自嘲、挑逗，妙语迭出，又随时打情骂俏。这更让人不禁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余秀华？
对于余秀华，我一直有困惑。我想避开镜头、避开麦克风、避开闪光灯、避开围拢在她身边的人群，单独见一见她。
等到真的见了面，却和我想象中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被她一身质地清爽的碎花旗袍所吸引，觉得余秀华还是挺好看的。她头发梳得俏皮，依旧带着标志性的眼镜，颇有些含情少女的姿态。
刚一见面，余秀华就张开怀抱开始了挑逗：“又是个美女，来吧！”“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是个男生来采访您的，我知道您喜欢帅哥。”“让男生见鬼去吧！”于是我们的聊天就在这样的画风下开始了。
迷茫就迷茫吧，反正我自己暂时也解决不了它
喜欢余秀华者，喜欢的是她的大胆与坦率，是她的诗歌中质朴的蓬勃的力量。不喜欢余秀华者，不喜欢的是她的写作和想法上的某些局限，是外界对于她的过度追捧，是她面对外界蜂拥而至的赞美与诋毁时张扬且狂傲的姿态。
至于我自己，我的态度是复杂的。我喜欢她早期的一些诗歌，在那些粗粝的诗句里我读到很多惊喜，尤其是那种混沌的、没有化开的力度感。在一种私密的阅读经验里，我感受到了她与秘鲁诗人巴列霍之间某些相似的情感体验。那时候我想，如果余秀华能够继续写，敢于做更大的突破，假以时日肯定可以写出更好的诗。
但是到了《我们爱过又忘记》这本诗集，我读到的却是失望。最初的震撼消失了，很多诗写得过于匆忙，意象和用词也基本是陈旧的，甚至变得有些同质化，力量感也大大减弱。向她问起这个问题，她的回答很坦然：“每个人的诗歌意象都可能会不断重复。我原来的诗歌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对爱情比较执着，对生活比较绝望，所以过去有人说我写的诗歌太用力。现在，我是想爱而不敢爱，没有特别深的感触和彻底的决心，诗歌自然而然地就弱了。所以我就陷入了迷茫期。但我觉得要顺其自然，迷茫就迷茫吧，反正我自己暂时也解决不了它。”
采访期间，余秀华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顺其自然”。在这本名字显得有些“佛系”的散文集中，她经常提到的词语也是“顺其自然”。她说：“主动接受是对抗的捷径”。成名后的这几年，余秀华其实很清醒，并没有被这些突然闯入生活的人与事冲昏了头脑，在书中时时可以看到她的透彻的自省与明辨力。
于她而言，每一次离家外出，都是“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人的日子到许多人共同组织起来的虚幻”，但她并没有反抗这种虚幻，连委婉的拒绝都没有，而是热烈地投身其中，她将此称为生活的“嬉戏”：“我不能在生活允许我嬉戏的时候浪费这样的机会。生活没有教会我顺从，但是我知道要顺其自然。”
被人看透是很虚妄的事情
既然要顺其自然，为何又对一些质疑和谩骂如此敏感呢？为何要为那些无谓的事情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呢？这不是和自己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吗？以这本随笔集中收录的两篇文章为例，余秀华重释了自己的成名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她在文章中很认真地解释了“睡你和被你睡是不一样的”，“睡”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是一种追寻的过程，而“被睡”则放弃了主动，暗含无奈的迎合与隐藏的逃逸。并且，这首诗其实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没有关系，她不是真的大胆，只是说说而已。这是不是说明，余秀华常常挂在嘴边的“无所谓”其实并不真的是“无所谓”，她并不是真的不在乎大家的看法，而是渴望着大家能够不带偏见的客观地看待自己？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余秀华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但余秀华并没有承认。她说，被很多人理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对她来说，伦理道德不过是一种游戏。“即使是睡觉也要写得大气一点嘛。”至于在网上为自己争辩，余秀华很诚实地说：“有时候事情来了，你就会有一种应急的态度，应急的时候表现就会不一样。我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很纠结，没有那么洒脱。”
关于这一点，她在《无端欢喜》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因为在网上写的文字优美的游记而获得众人好评，但后来有人指出这些游记中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这个作者不承认，于是就有了争吵和攻击，再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人是个重残患者，根本不可能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旅行，她所写的都是网上的资料加上自己的臆想。余秀华觉得自己和故事中的人不一样，因为她为之争辩的事情并非是毫无道理的死磕，而是与虚构的事物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对虚构的事物没有好感。”
这是余秀华独特的处世观，她对世界看得很清楚，因此感到痛苦，但当背对内部世界面向外部世界时却选择装傻。“我会把问题看得很清晰，但我不一定会对抗，也不会逃跑。当事情来临时，我会面对它，配合它。为什么要逃跑呢？要学会装傻。”她甚至毫不讳言自己的“局限”与“粗浅”，“我有如此多的局限，而且困在这些局限里不能自拔。”“我对生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我常常受困的原因。”
这也许解释了余秀华为何如此擅长自嘲。谈到自己的出名，她打趣说“我现在很著名，臭名远扬”。谈到有人评价自己是“荡妇诗人”，她在书里嘻嘻哈哈：“荡妇诗人四个字在网上飘啊飘，天空飘来四个字，你敢不当回事儿？可是这四个字真正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除了会荡秋千，还会荡双桨，如果实在没有饭吃了，也会荡内裤。更重要的是我愧对荡妇这个称谓，一想到荡妇，就想到眼含秋波，腰似杨柳，在我面前款款而来。而我这个中年妇女，腰都硬了，还怎么去荡呢，说起来都是泪啊。好吧，荡妇就荡妇，我从堂屋荡到厨房，从厨房荡到厕所。后来一不小心就荡到了北京、广州等地，我寂寞地荡来荡去，警察看见了问都不问，我爱祖国如此和平。”
用余秀华自己在书中的话来形容，她活得“张牙舞爪”。读这本散文集时，我常常惊异于她在文章里谈到世事时那种通透的态度和清晰的理性，这和她在诗中袒露的面貌大不相同。她说一个人的精神里至少有四分之一个孔乙己。她说诗歌的本质是向内走的，外界的变化如果达到了引起内心的变化，才可能引起诗歌的变化，那些走马观灯似的聚散，她还没有能力将其深入内心。她说活着要拒绝大词，其实就是说要顺其自然，什么活得有意义啊，展现自己坚强的一面啊，都没必要，舒服就好。她说她读书很少，但只要读书肯定会把书读透。她说她喜欢昆德拉、雨果，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她说她走了那么多地方，觉得还是横店村最适合自己。她说，被人看透是很虚妄的事情。
“我的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但是，我从不示人。”她曾经只是在诗里袒露真正的自己，可是如今，她分明在将锈迹斑斑的自己袒露给世人看。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也是被种种力量推着搡着往前走，但她“并不畏惧”。
余秀华：要让人生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
新京报：你好像曾经说过，写诗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而散文比诗歌更为直白，更容易泄露隐秘的情感和生活的细节，你会不会觉得出了这本散文集就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对你而言，写散文和写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余秀华：我好像没有说过“出卖”这个词语，基本上不会用这个词。其实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看，有些人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将自己袒露出来，但我并不畏惧。只要不是刻意曝光，时时而为，也不一定就是坏事。说起来，诗歌与散文只是形式的不一样。散文字数多，想要写得好看就应该写得更加透彻、更有深度一些。写散文首先得有想法，如果只有语言的华美而没有实质内容，这个文章就是虚的。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更有艺术性。所以语言真的像一口矿井，诗歌为什么会打动人，因为它可以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摄取出来，而我们平时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
新京报：在你成名后，你和诗歌的关系发生了一些转变，你意识到了吗？从前诗歌于你是拐杖，如今诗歌于你是杠杆，借助诗歌的力量，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好的变化，但代价也随之而来，“余秀华”这个名字如今被附加了很多额外的东西，而这些变化对诗歌本身也造成了损害。
余秀华：附加的那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标签早晚会被时间剥蚀的。无所谓，损害就损害吧，反正我也不想一辈子做个诗人。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其实我对我的诗歌还是有些自信的，它没有那么差。大家首先对我这个人产生兴趣，不管它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哪怕是猎奇的心理，最终大家还是要看你的文本，如果这个文本不那么差劲，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我这个“老”女人的看法。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你是诗歌的既得利益者，你怎么看？
余秀华：那些人的理解非常狭隘。诗歌凭什么就不能给诗人以利益呢？作品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不管是贫穷还是利益，这些都是诗歌以外的东西，况且我也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如果你因诗歌而获得利益，那是诗歌在报答你。诗歌本身才是终极的利益，写得好就是写得好，不好的诗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本隐秘的情书集，你不仅在其中聊了很多关于爱情的看法，也收录了一些写给别人的情书。在谈到爱情这个问题时，你就会变得有些不一样，和那些谈论生命存在的文章风格迥异。
余秀华：在爱情上，我很矛盾。我很容易喜欢一个人，但也很容易就把他给忘了。我年轻的时候对爱情死心塌地，但三十多岁之后就变得有些“花心”了。花心就花心呗，无所谓。如果我喜欢你，你就是宇宙中的太阳。我会同时喜欢很多人，那些人就是小星星。如果太阳落了，就会有最大的星星升起代替太阳，如果这个星星落了，还会有新的星星升起。我很容易产生喜欢的感觉，但更容易后退。面对自己喜欢的那个男人，我还是会紧张害怕，完全处于打不开的状态，心理打不开，身体更打不开。所以我对自己很绝望，感觉自己永远得不到爱情。唉，人的一生里很难有真的爱情。
新京报：你在这本集子里谈到了对于死亡的态度，你说，活着是整个宇宙最宽泛的东西，我们的所谓意义和价值充其量就是一条直线，把另外的风景弃置一边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是否认同“生活本身即是意义”？
余秀华：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要接受它，就要让自己快乐。快乐可以说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悲哀就在于它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同样人生的幸福也在于此，于是我们可以死皮赖脸地活得兴高采烈。要让人生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
记者手记
和余秀华聊天是一件既轻松又让人头疼的事儿。轻松之处在于，余秀华喜欢打趣、自嘲、挑逗，一切宏大而沉重的话题都能在令人脸红心跳的打情骂俏中消解。但让人头疼的地方也在于此，靠着这简单的几句玩笑与调侃，我并不能写出什么“深度访谈”，我们甚至还未曾真正熟悉起来，谈话便已结束。更何况，关于余秀华，众人已经谈得太多。
成名后的余秀华常年奔波在路上，身边总是不乏灯光与镜头，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最近，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的出版使得她又陷入了紧锣密鼓的采访和四面八方的活动包围中，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和她匆匆聊了个天。
这聊天短短四十分钟不到，实在没有涉及到什么严肃的“大问题”。出于很纯粹的考虑，我并没有向余秀华问起那些所谓的“公共议题”，关于她和食指的争论，关于她与范雨素的比较，她都早已公开做出了回应，多说也无益。况且，我想问的许多问题余秀华都在她的这本新书中写到了，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见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但我还是被种种力量推着搡着、抱着一堆困惑走向了她。
最近，她又出版了新书——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于是，余秀华又一次来到她已经熟悉的北京，进入到紧锣密鼓的采访和四面八方的活动包围中。我们的记者也去见缝插针地和她聊了个天。
余秀华是一个著名的会让记者头疼的采访对象。她喜欢打趣、自嘲、挑逗，妙语迭出，又随时打情骂俏。这更让人不禁思考：怎样才是真正的余秀华？
对于余秀华，我一直有困惑。我想避开镜头、避开麦克风、避开闪光灯、避开围拢在她身边的人群，单独见一见她。
等到真的见了面，却和我想象中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不同的是，我被她一身质地清爽的碎花旗袍所吸引，觉得余秀华还是挺好看的。她头发梳得俏皮，依旧带着标志性的眼镜，颇有些含情少女的姿态。
刚一见面，余秀华就张开怀抱开始了挑逗：“又是个美女，来吧！”“不好意思，本来应该是个男生来采访您的，我知道您喜欢帅哥。”“让男生见鬼去吧！”于是我们的聊天就在这样的画风下开始了。
迷茫就迷茫吧，反正我自己暂时也解决不了它
喜欢余秀华者，喜欢的是她的大胆与坦率，是她的诗歌中质朴的蓬勃的力量。不喜欢余秀华者，不喜欢的是她的写作和想法上的某些局限，是外界对于她的过度追捧，是她面对外界蜂拥而至的赞美与诋毁时张扬且狂傲的姿态。
至于我自己，我的态度是复杂的。我喜欢她早期的一些诗歌，在那些粗粝的诗句里我读到很多惊喜，尤其是那种混沌的、没有化开的力度感。在一种私密的阅读经验里，我感受到了她与秘鲁诗人巴列霍之间某些相似的情感体验。那时候我想，如果余秀华能够继续写，敢于做更大的突破，假以时日肯定可以写出更好的诗。
但是到了《我们爱过又忘记》这本诗集，我读到的却是失望。最初的震撼消失了，很多诗写得过于匆忙，意象和用词也基本是陈旧的，甚至变得有些同质化，力量感也大大减弱。向她问起这个问题，她的回答很坦然：“每个人的诗歌意象都可能会不断重复。我原来的诗歌是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写的，那时候我对爱情比较执着，对生活比较绝望，所以过去有人说我写的诗歌太用力。现在，我是想爱而不敢爱，没有特别深的感触和彻底的决心，诗歌自然而然地就弱了。所以我就陷入了迷茫期。但我觉得要顺其自然，迷茫就迷茫吧，反正我自己暂时也解决不了它。”
采访期间，余秀华说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顺其自然”。在这本名字显得有些“佛系”的散文集中，她经常提到的词语也是“顺其自然”。她说：“主动接受是对抗的捷径”。成名后的这几年，余秀华其实很清醒，并没有被这些突然闯入生活的人与事冲昏了头脑，在书中时时可以看到她的透彻的自省与明辨力。
于她而言，每一次离家外出，都是“从乡村到城市，从一个人的日子到许多人共同组织起来的虚幻”，但她并没有反抗这种虚幻，连委婉的拒绝都没有，而是热烈地投身其中，她将此称为生活的“嬉戏”：“我不能在生活允许我嬉戏的时候浪费这样的机会。生活没有教会我顺从，但是我知道要顺其自然。”
被人看透是很虚妄的事情
既然要顺其自然，为何又对一些质疑和谩骂如此敏感呢？为何要为那些无谓的事情将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呢？这不是和自己的说法产生了矛盾吗？以这本随笔集中收录的两篇文章为例，余秀华重释了自己的成名诗歌《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她在文章中很认真地解释了“睡你和被你睡是不一样的”，“睡”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态度，是一种追寻的过程，而“被睡”则放弃了主动，暗含无奈的迎合与隐藏的逃逸。并且，这首诗其实与任何一个具体的人都没有关系，她不是真的大胆，只是说说而已。这是不是说明，余秀华常常挂在嘴边的“无所谓”其实并不真的是“无所谓”，她并不是真的不在乎大家的看法，而是渴望着大家能够不带偏见的客观地看待自己？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余秀华
其实，睡你和被你睡是差不多的，无非是
两具肉体碰撞的力，无非是这力催开的花朵
无非是这花朵虚拟出的春天让我们误以为生命被重新打开
大半个中国，什么都在发生：火山在喷，河流在枯
一些不被关心的政治犯和流民
一路在枪口的麋鹿和丹顶鹤
我是穿过枪林弹雨去睡你
我是把无数的黑夜摁进一个黎明去睡你
我是无数个我奔跑成一个我去睡你
当然我也会被一些蝴蝶带入歧途
把一些赞美当成春天
把一个和横店类似的村庄当成故乡
而它们
都是我去睡你必不可少的理由
但余秀华并没有承认。她说，被很多人理解是不可能的，也没有必要。对她来说，伦理道德不过是一种游戏。“即使是睡觉也要写得大气一点嘛。”至于在网上为自己争辩，余秀华很诚实地说：“有时候事情来了，你就会有一种应急的态度，应急的时候表现就会不一样。我其实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很纠结，没有那么洒脱。”
关于这一点，她在《无端欢喜》中讲了一个故事：一个人因为在网上写的文字优美的游记而获得众人好评，但后来有人指出这些游记中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这个作者不承认，于是就有了争吵和攻击，再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人是个重残患者，根本不可能去过那么多的地方旅行，她所写的都是网上的资料加上自己的臆想。余秀华觉得自己和故事中的人不一样，因为她为之争辩的事情并非是毫无道理的死磕，而是与虚构的事物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对虚构的事物没有好感。”
这是余秀华独特的处世观，她对世界看得很清楚，因此感到痛苦，但当背对内部世界面向外部世界时却选择装傻。“我会把问题看得很清晰，但我不一定会对抗，也不会逃跑。当事情来临时，我会面对它，配合它。为什么要逃跑呢？要学会装傻。”她甚至毫不讳言自己的“局限”与“粗浅”，“我有如此多的局限，而且困在这些局限里不能自拔。”“我对生命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我常常受困的原因。”
这也许解释了余秀华为何如此擅长自嘲。谈到自己的出名，她打趣说“我现在很著名，臭名远扬”。谈到有人评价自己是“荡妇诗人”，她在书里嘻嘻哈哈：“荡妇诗人四个字在网上飘啊飘，天空飘来四个字，你敢不当回事儿？可是这四个字真正与我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除了会荡秋千，还会荡双桨，如果实在没有饭吃了，也会荡内裤。更重要的是我愧对荡妇这个称谓，一想到荡妇，就想到眼含秋波，腰似杨柳，在我面前款款而来。而我这个中年妇女，腰都硬了，还怎么去荡呢，说起来都是泪啊。好吧，荡妇就荡妇，我从堂屋荡到厨房，从厨房荡到厕所。后来一不小心就荡到了北京、广州等地，我寂寞地荡来荡去，警察看见了问都不问，我爱祖国如此和平。”
用余秀华自己在书中的话来形容，她活得“张牙舞爪”。读这本散文集时，我常常惊异于她在文章里谈到世事时那种通透的态度和清晰的理性，这和她在诗中袒露的面貌大不相同。她说一个人的精神里至少有四分之一个孔乙己。她说诗歌的本质是向内走的，外界的变化如果达到了引起内心的变化，才可能引起诗歌的变化，那些走马观灯似的聚散，她还没有能力将其深入内心。她说活着要拒绝大词，其实就是说要顺其自然，什么活得有意义啊，展现自己坚强的一面啊，都没必要，舒服就好。她说她读书很少，但只要读书肯定会把书读透。她说她喜欢昆德拉、雨果，最近在读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她说她走了那么多地方，觉得还是横店村最适合自己。她说，被人看透是很虚妄的事情。
“我的身体里也有一列火车，但是，我从不示人。”她曾经只是在诗里袒露真正的自己，可是如今，她分明在将锈迹斑斑的自己袒露给世人看。虽然这个过程是被动的，也是被种种力量推着搡着往前走，但她“并不畏惧”。
余秀华：要让人生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
新京报：你好像曾经说过，写诗是出卖自己的灵魂。而散文比诗歌更为直白，更容易泄露隐秘的情感和生活的细节，你会不会觉得出了这本散文集就又一次出卖了自己的灵魂？对你而言，写散文和写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余秀华：我好像没有说过“出卖”这个词语，基本上不会用这个词。其实这个要看你自己怎么看，有些人不喜欢在众人面前将自己袒露出来，但我并不畏惧。只要不是刻意曝光，时时而为，也不一定就是坏事。说起来，诗歌与散文只是形式的不一样。散文字数多，想要写得好看就应该写得更加透彻、更有深度一些。写散文首先得有想法，如果只有语言的华美而没有实质内容，这个文章就是虚的。诗歌对语言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更有艺术性。所以语言真的像一口矿井，诗歌为什么会打动人，因为它可以把内心深处的东西摄取出来，而我们平时是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的。
新京报：在你成名后，你和诗歌的关系发生了一些转变，你意识到了吗？从前诗歌于你是拐杖，如今诗歌于你是杠杆，借助诗歌的力量，你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好的变化，但代价也随之而来，“余秀华”这个名字如今被附加了很多额外的东西，而这些变化对诗歌本身也造成了损害。
余秀华：附加的那些东西是很自然的事情，那些标签早晚会被时间剥蚀的。无所谓，损害就损害吧，反正我也不想一辈子做个诗人。而且我甚至觉得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其实我对我的诗歌还是有些自信的，它没有那么差。大家首先对我这个人产生兴趣，不管它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哪怕是猎奇的心理，最终大家还是要看你的文本，如果这个文本不那么差劲，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这是我这个“老”女人的看法。
新京报：有些人认为你是诗歌的既得利益者，你怎么看？
余秀华：那些人的理解非常狭隘。诗歌凭什么就不能给诗人以利益呢？作品才是根本性的问题。不管是贫穷还是利益，这些都是诗歌以外的东西，况且我也没有得到多少利益。如果你因诗歌而获得利益，那是诗歌在报答你。诗歌本身才是终极的利益，写得好就是写得好，不好的诗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新京报：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其实是一本隐秘的情书集，你不仅在其中聊了很多关于爱情的看法，也收录了一些写给别人的情书。在谈到爱情这个问题时，你就会变得有些不一样，和那些谈论生命存在的文章风格迥异。
余秀华：在爱情上，我很矛盾。我很容易喜欢一个人，但也很容易就把他给忘了。我年轻的时候对爱情死心塌地，但三十多岁之后就变得有些“花心”了。花心就花心呗，无所谓。如果我喜欢你，你就是宇宙中的太阳。我会同时喜欢很多人，那些人就是小星星。如果太阳落了，就会有最大的星星升起代替太阳，如果这个星星落了，还会有新的星星升起。我很容易产生喜欢的感觉，但更容易后退。面对自己喜欢的那个男人，我还是会紧张害怕，完全处于打不开的状态，心理打不开，身体更打不开。所以我对自己很绝望，感觉自己永远得不到爱情。唉，人的一生里很难有真的爱情。
新京报：你在这本集子里谈到了对于死亡的态度，你说，活着是整个宇宙最宽泛的东西，我们的所谓意义和价值充其量就是一条直线，把另外的风景弃置一边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你是否认同“生活本身即是意义”？
余秀华：人生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既然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就要接受它，就要让自己快乐。快乐可以说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悲哀就在于它是没有意义的存在，同样人生的幸福也在于此，于是我们可以死皮赖脸地活得兴高采烈。要让人生有意思，而不是有意义。
记者手记
和余秀华聊天是一件既轻松又让人头疼的事儿。轻松之处在于，余秀华喜欢打趣、自嘲、挑逗，一切宏大而沉重的话题都能在令人脸红心跳的打情骂俏中消解。但让人头疼的地方也在于此，靠着这简单的几句玩笑与调侃，我并不能写出什么“深度访谈”，我们甚至还未曾真正熟悉起来，谈话便已结束。更何况，关于余秀华，众人已经谈得太多。
成名后的余秀华常年奔波在路上，身边总是不乏灯光与镜头，用她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过上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日子，过一段时间就要出去和一些莫名其妙的人一起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最近，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的出版使得她又陷入了紧锣密鼓的采访和四面八方的活动包围中，我只好见缝插针地和她匆匆聊了个天。
这聊天短短四十分钟不到，实在没有涉及到什么严肃的“大问题”。出于很纯粹的考虑，我并没有向余秀华问起那些所谓的“公共议题”，关于她和食指的争论，关于她与范雨素的比较，她都早已公开做出了回应，多说也无益。况且，我想问的许多问题余秀华都在她的这本新书中写到了，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去见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必要。但我还是被种种力量推着搡着、抱着一堆困惑走向了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