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这个夏天，上海电影节微妙地分裂成了两个部分。官方发布的《每日新闻》在报道中国影视领袖峰会时，着重引用了中国电影基金会理事长张丕民的发言：“电影的意识形态属性要求电影从业者要发扬主旋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从中发扬文化自信，提高文化自觉性。”
“在我们从大转强的关键时刻，要求投资人把控好电影作品和电影产品之间的平衡点，尊重艺术创作规律和艺术家，做推动中国电影发展的‘义工’，这样才能实现中国电影的强国梦。“
而在互联网上，这场峰会最受关注的则是上影集团主席任仲伦的发言。他表示，电影票价低于 30 元会对电影造成损害。
往年那些话题真令人怀念——无论它们有多少媚俗的嫌疑。比如 2015 年的“大数据和互联网＋”，2016 年的“赶超美国票房”以及 2017 年的“匠心”（北大教授戴锦华当时怒斥：“中国电影到今天，我们在上海电影节主论坛上谈工匠精神，我想我们是在谈底线。”）。
至少它们离高考作文题不是那么近。
电影节是有官方论坛的。此前三年，第一场官方论坛的主题分别是，“互联网 + 与产业升级”、“电影与资本，相爱不相杀”、或者就是平平无奇的“中国电影产业高峰论坛”。
今年的主题是“新时代的中国电影”。此外还有“一带一路电影文化圆桌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电影”、“中国电影新力量：我的 2035”、以及“一带一路电影人沙龙”。全部 11 场论坛中，占到了 5 场。
如果你留意于官方论坛的介绍，你会发现原本的表述——“从产业格局、电影制作、技术前沿、人才培养、文化交流等多角度，邀请资深人士展开讨论”——也加上了一句话：“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紧扣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等热点”。
一个叫做“一带一路主题馆”的展厅出现了。在组委会发布的手册中，它的使命是“为各国的文化交流提供一个更加多元的平台“，并声称”主题馆活动主要包括中外电视节目推介和国际买家交流会”。不过仅仅在 6 月 19 日下午，电影节开幕 3 天之后，这里就已经空无一人。
“改革开放 40 周年电影海报展”上，《厉害了，我的国》存在感最强烈，它以一个巨大的立体装置的形式占据了整个展览最重要的位置——其他电影都是以海报形式出现的。
展览前言写道，希望观众通过这些海报“不忘初心、面向未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电影发展之路”。结尾处，则有一个巨大的按钮，请观众为展览点赞，上方还有一个计数器，截至 6 月 19 日上午，这个数字停留在 16170 。
今年的电影节的确是冷清了一点。
每年 6 月，那些在北京有机会天天见面的电影人士都会集体赶到上海，看看电影、聊聊生意、发发感慨。深夜里他们呼朋引伴，去吃一顿在哪里都能吃得到的小龙虾。因此一些圈内人习惯于把电影节叫做“小龙虾节”。
从 6 月 16 日开幕起，来来回回在公开场合能够见到的就是这么几张脸。光线传媒董事长王长田和华谊兄弟 CEO 王中磊刚一起参加完开幕式后的第一场论坛，第二天又在中国影视领袖峰会上参加另一个圆桌对话。
乐创文娱董事长张昭——他的公司在几个月前还叫乐视影业——在王长田和王中磊参加的峰会上领到一个“中国电影领袖人物奖”。第二天，他就在同样的颁奖词中，走上自家的发布会，就着未来的片单和商业计划，侃侃而谈了三个多小时。
风水轮流转也是有的。每年上海电影节的第一场论坛都为联合主办方阿里巴巴留了个座位。过去四年坐在这里的分别是刘春宁、张强、俞永福、樊路远。阿里影业的业务并不如他们的 CEO 调整得那么及时。
今年大佬基本都在，但热闹是差得远了。
老牌国企上影集团，象征性地搭了个展位，比往年缩水至少一半。《真三国无双》出品方，香港公司中国 3D 数码娱乐摊位豪华，但却空无一人。
其他的展位，很让人怀疑他们是不是来正经做生意的，比如下面这张《坦克拉面》的海报。背景中炮火连天，前景则是一个酷似海底捞师傅的人在坦克上拉面。令人惊讶的是，居然还能够在原国家广播电视新闻出版总局的网站上，查到这部电影的备案记录。编剧裘立新，如果不是重名的话，曾两次获得过上海“德艺双馨电视艺术工作者”提名。
虽然原本就没有人指望上海电影节的影视市场承担交易功能，中国电影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市场，国外片方也因为中国的审查制度而不会在这里浪费时间，但以往也总会有一些有口皆碑的中小公司在这里办展，比如做小说的阅文集团、《重返 20 岁》出品方宸铭传媒、特效制作公司诺华视创，今年他们都消失了。
6 月 17 日《建国大业》导演、《湄公河行动》制片人黄建新坐在腾讯影业主办的一个论坛上感叹，今年电影节是他这几年参加过最冷清的。电影的热闹劲一过，大家就都不愿意来了。
黄建新参加的这个论坛，属于第 10 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的一部分。原本在每年差不多九月举行，今年挪到了电影节期间。主办方除了上海市政府，还有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后者在今年年初的国家机构调整中，被剥离了分管电影的职责。
只不过因为恰好在电影节期间举办，挂了个 2018 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互联网影视峰会的名头，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黄建新在出席这个论坛时，并没有在参加上海电影节。要是没有这八场主要讨论网综、网剧、音频、互联网营销的论坛，今年的上海电影节还要再冷清一些。
位于上海展览中心的国际影视市场，原本供片方参展，买家购买电影的发行权。但相比于 2015 年华谊、万达纷纷布展的盛况，今年的展览中心里已经没有多少家正经的电影公司了。
而在发给媒体的手册上，也没有标记出论坛的主题以及与会嘉宾。相关内容只在官方网站和现场发放的金爵论坛手册中才能找到。
但似乎大家都知道自己该说什么。
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主持“新时代的中国电影”论坛时说：“大家也知道这是十九大之后提出的新的概念。描述新时代的主要社会发展问题，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对于电影来讲，可能也一样。我们也是人们对美好电影的需求，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去年他主持的是一场关于电影类型片的论坛。那个开场白具体多了，他说：“从去年到今年开始电影票房不像过去高歌猛进了，进入了缓慢增长期”，而在不断出现的黑马影片的影响下，“类型片对于我们来讲就变得非常重要”。
今年换了主题，于是在向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提问时，尹鸿着重把话题引向了博纳近两年成功的商业化主旋律影片：“怎样把市场和价值更好结合？主流市场和主流价值观最后成为我们讲的主流电影。这方面有什么新的考虑和计划？”
“今天谈得比较嗨，大家确实有感而发，被新时代所激发。”在结尾，尹鸿再次把话题带回了论坛的新时代主题。
大佬们会应和尹鸿的主题。
王中磊谈了谈华谊的电影和 IP 开发，最后又绕回到了新时代的主题之上。“电影具有强大的娱乐属性、市场属性之外，还有一个特殊性，要充分在电影中体现社会主义价值观。要提供一些项目可以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同时，感受到社会发展的力量。这也是华谊兄弟在未来电影策划中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关注点。”
华谊兄弟这段时间的日子过得有些尴尬。王中军和王中磊俩兄弟通过股权质押进行融资，被质疑是为了套现离场。再加上逃税漏税的传言，这家公司遭遇了空前的信任危机。其市值现在只有 172 亿，而其最高市值一度超过 900 亿。
就在上海电影节开幕前，华谊时隔两年发布了 H 计划的新一季片单。两年前，华谊热衷于强调合作伙伴的强大——冯小刚、美国 STX 娱乐、韩国 showbox、徐克、成龙、陈国富。现在，华谊则给片单分了类，除了重工业大片、国际化电影，华谊还特意强调了“能够回应当下观众情感诉求的现实主义题材”。
王中磊以前也会提价值观。在 2016 年的 ChinaJoy 上，王中磊提及华谊出品的《老炮儿》《集结号》《唐山大地震》等电影，强调那是有态度、有价值观的电影，“和我们现代人之间的价值观、英雄观和各个方面的这种链接”。但把它当作特定的一类电影提出来，看上去还是第一次。
许多电影公司对从价值观的角度对电影进行包装。乐创文娱发布了一个包括 12 个 IP 的片单，张昭把它们分为三类，《法医秦明》体现“中国当代社会故事的人文价值”，陈嘉上导演、描绘古代刺客组织的《刺局》属于“人类欲望之花的东方价值观表达”，而以蚕为主题的超级英雄 IP 《驭蚕侠》被承担了“中华文化价值的传承与传播“。
万达在发布片单时，谈的还是 IP，但在提及筛选 IP 的标准时，万达影视集团总裁曾茂军还是要说一句：“我们首先要看看这个 IP 的文本价值。特别是在我们中国，我们一定要考虑是不是符合主流的价值观。否则很多电影在拍摄后期发现价值观有问题，可能电影没有机会上映。”
于冬今年没有“开炮”（他曾在电影节上说传统影视公司未来都会为 BAT 打工）。开的是王长田。他说：“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危机正在到来。”
王长田担心市场和资本。“2016 年票房增长缓慢，大家都以为挑战来了，其实没有。现在的电影行业已经出现了资金大幅减少，很多电影公司出现融资难，股权质押，制作成本不断上升，版权销售不断下降等。”
整个电影行业正在透支市场对他们的信任。从 2015 年影视公司高额收购明星自己成立的空壳公司，到 2016 年监管层认为海外收购有转移资产的嫌疑，再到最近阴阳合同事件、猫眼退票事件、丁晟质疑光线宣发费用不透明事件，丑闻缠身的电影行业在风光过一阵之后，再度变得面目可疑起来。
电影从业者常说，每年 600 部国产电影，可能只有 10% 是打平或者赚钱的。如果无法给予投资者足够的回报，未来这个行业的金主在哪里？这是王长田在担心的问题。
“同时由于全社会的资金紧张，导致我们现在很多影视公司的项目融资都出现了困难，我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的一两年时间里说不定有几千家影视公司要倒闭。”
很快，王长田说这话的视频传遍了整个网络。但论坛结束后，组委会发布给媒体的速记中却没有了“第一次危机”这样的表述。速记末尾，组委会额外加上了这样一句话：“注：参阅速记稿写稿请注意前后语境；请勿断章取义；请尊重论坛嘉宾。谢谢！”
至于那些传统的电影节话题，倒是不是没有，比如：导演韩延的开幕片《动物世界》获得了不少好评，在谈及电影工业化时，他举例影片中需要拍摄大量电子屏幕的镜头，只有一家广州工厂能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屏幕；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陈沁研究了口碑和票房的关系，并提出电影需要精准营销，才能维持口碑以增加票房；《冈仁波齐》的导演张扬担任了一个短片节的轮值主席，希望能够推广短片，帮年轻导演找到出路。
要说还保留了什么传统——或许今年，小龙虾还是能吃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