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侯孝贤：台湾新电影运动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影片以精省、克制的美学风格，在影坛独树一帜。曾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等大奖，代表作有《悲情城市》《戏梦人生》《恋恋风尘》《刺客聂隐娘》等。
编者简介：
卓伯棠：曾就读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系获学士学位，美国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制作)硕士，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电影哲学博土。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总监、教授。
书籍摘录：
我的电影之路（节选）
电影是拍出来的
各位好。其实呢，我还是一句老话——电影不是用讲的，电影是讲不通的，基本上电影实际上是要去拍的，你一直拍、一直拍，你就会拍出电影来，而且会越拍越好。然后还有一个眼界，你一直看，看电影、看周遭的事物，你一直看、一直看，你就会有一个眼界，所谓的鉴赏力。你有了鉴赏力，你的电影就会有一个高度，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因为你要通过你的眼睛才能交出这个片子。基本上这个看就是一个观察，看事物的方法。
其实我只会拍电影，并没有办法讲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年轻的时候，通常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行比较易，知比较难，所谓的知难行易，那是你在整个漫漫创作过程中才可以慢慢理解的。所以我以下所要讲的东西，你不要以为我是一下就知道这些。不是。它是在我拍了几部之后知道一点，拍了又几部之后知道一点，知道了一些但是很快又模糊掉，随着年龄（的增长），拍了越多的片子后，才慢慢清晰起来。就像我们脑子里对城市的map（地图）一样，知识也是有地图的：意思就是你住香港住久了，脑子里就知道坐什么车到哪里，转什么车，很清楚，慢慢香港就清楚了，可能九龙也逐渐清楚起来。有这样的习惯和记忆之后，你去中国内地、去任何地方，在那边都可以很快用你的经验去延伸。
拍电影也是这样。所以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特别的道理，是我个人的经验。就像卓老师刚刚讲的，有的人是从个人经验出发，有的学生可能会问一个问题：我没这个经验怎么办？其实任何形式的经验都可以。像有些人是从电影的共和国出来——像文学一样，有的人从文学共和国出来，有的人是写他的经验。你们假如看过内地很多以前的作家，比如说阿城、李锐、王朔……那些作家，他们非常清楚他们居住环境周边的每一户、每一人。但是假使他们要写现代，这样一个老辈作家要写现代都会的人与故事，他怎么写？都会是片段的、距离的，你根本没有办法探测到所有人的状态，你只看到了一种共通，你能不能描绘这个呢？有的人可以做到，有的人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你需要在都会长期的累积，这种所谓的城市文明里面，你慢慢待久了，才会感受到都会的特色，才会有一种不同的角度，才能捕捉到。基本上，我感觉每个人都有一块自己的领域，这一块你要自己去发掘——怎么去发掘呢，待会儿我会讲，就像我前面讲的，它是慢慢开始的。
我基本上会给自己一个提问——我为什么会拍电影？而且我凭什么有那个能力和自信说我拍出来就是这个样子，而且我就是喜欢这个样子？前面做的时候你并没有办法完全知道到底是为什么，但是你慢慢就会明白。所以会回溯到——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会这样拍电影——我只好从头想起。因为要来讲这一课，不得不去想一想，不然……因为我也陆陆续续有这种讲课的经验，但基本上每次我都是讲讲讲就不知讲到哪里去了，然后回不到那个原定的题目，所以在这之前我还是给自己一个题目——就是从我自己开始。
电影《童年往事》剧照，来自：豆瓣
《童年往事》——我的成长
可能你们都看过《童年往事》，都非常清楚。在 1947 年的时候，我父亲到台中来做事情。他本来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参加省运会，碰到他同学，他同学要来台中市当市长，那是 1947 年的时候，他同学邀他来当主任秘书，我父亲就试试看，就过来了。他感觉，台湾那个时候刚刚光复，有许多配备，比如有自来水，所以写信回去，就把我们全家接过来了。我那时候四个月，被抱来的。现任台中市市长还帮我找到过那个时候我父亲的委任状。然后从此我们一家迁来， 1949 年就回不去了。本来以为做一做事就要回去的，结果回不去了，回不去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家庭。
这个影响比较严重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以前在广东梅县是教小学的，她是高小毕业。那个时候的高小不像现在的小学，是程度比较高的，所以她可以教小学。她不能回去的结果就是后援全都没有了——朋友和亲戚的关系全都没有了，所以我母亲在台湾的这段时间比较郁闷，状态并不好。我母亲的状态又受我父亲状态的影响。我父亲以前是中山大学毕业，念的是教育，去汕头办报纸。以前办报纸不是像如今会有一个报馆，没有的，就是几个人，刻钢板，然后印，大概就是那种报纸，而且几个人要写一堆，所以熬夜得了肺病，后来就不能办报了，才回到广东梅县，他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到了台北，开始是因为潮湿，气管不好的人无法长期居住在台北，因为它会引起气喘。因此我父亲的气喘就时常发作，我们全家就不得不移到南部，但那时候他的身体已经不好了——有肺病，心脏也不好，长期住疗养院，所以他等于是两边跑，疗养院休息好了又回家，因此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往返，母亲带了一堆小孩。基本上是那种情景。
从小你也不觉得有什么，但是你可以感受。我的个性又是往外跑的——为什么会呢？因为我是 4 月生的，第一个星座是所谓的白羊座，星座还是有它的道理的。其实是一种逃避，不想待在家里。后来我拍《童年往事》的时候，问我姐姐才知道，我母亲的颈部有个疤，很长的一条疤痕。在我们小的时候，以前的疤不会缝得很细致，是很粗的一条，而且那时也住过疗养院，那应该是个自杀的印记。母亲也跑到过海边去，往海里面跳，不是，是往海里面走。这些都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我们在成长期只知道母亲的颈上有一条疤痕。那时，作为小孩子你不会去问，也没有人会主动说给你听，但是你心里会有感觉，自身会有一种状态，所以你会往外逃。这个其实就影响到后来我的电影。
他们都说我的电影结局非常悲伤，我说是苍凉。苍凉有一种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以我的个性，很热情又跟人非常容易相处，基本上对世界的眼光不可能是这样的。其实是我们在童年，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对这个世界已经有了一个眼光，是逃不掉的，不自觉的，其实那个时候（童年）已经认识世界了。只是我们还说不清楚，也没有人告诉过我们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所以这一段时间就会先隐藏起来。
我并不是一开始就像你们一样可以拿 DV 机拍电影的。以前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有在毕业的时候一班分成几组，拍一个片子。我们那个时候叫影剧科，一半戏剧，一半电影，师资也缺乏，所以我们拍了一个片子，我不记得了，有铁轨，有搭架，大概是这样子，因为我是导演。然后大约二年级或是三年级的时候，排了个舞台剧，我也是导演。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喜欢我当导演。这可能跟我小时候在城隍庙长大有关系，就是一群人。从小就跟一群人在一起，大家很自然会有分工，有的人负责谈判，有的人负责搭架，有的人就会……在这些跟人的关系里无形中就会有一种领导的才能，我想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学校也是这样。
回到刚才所说的，我们对世界的感受会影响到我们的电影。这部分是我的电影里很晚才发现的。
电影《悲情城市》剧照，来自：豆瓣
投身电影圈
我在学校里也没像你们现在这样的机会。我毕业之后当了八个月的推销员，推销电子计算机，每天要打个领带，骑个摩托车去派名片，等一下人家就把这个名片丢地上，我也只好捡起来。但是做了八个月后有一个机会，学校老师打电话来，需要一个场记，我就去当场记了。因为我的同班同学大都去当兵了，而我是当完兵才念艺专的。不要以为我是一开始就当导演的——没有——在那之前还有七八年。我只当了两部戏的场记，后来就当了副导演，当了两部戏的副导演，我就变成编剧同时是副导，如此一来前前后后有七八年时间。
在那期间，我既做编剧又是副导演，我的导演是摄影师，像陈坤厚，他要自己摄影，所以现场几乎是由我负责——剧本、调度演员……所有的。之前还有赖成英，他也是摄影师，虽然他没有自己摄影，但是他已经是有名的、比较老的摄影师，现场指挥、调度他不习惯，而且个性上又比较内向，所以也完全是我在调度，调度完了他看，他分好镜头我就帮他全部都调度完。此外，剧本不论是我写的还是别人写的，我们都要讨论，有些我还要去改。所以那七八年……想想看，我不是一下子蹦出来的，我有一个磨炼的时间。而且我不只是编剧、副导演，有时候我还兼制片，所有的酬劳什么的，助理制片都要来问我，所有的演员调度都要来问我，所以基本上那样的一个过程让我有机会后来拍自己的电影，那个时期差不多有十几部片子，每一部都很卖钱，而且很卖座。有人说你怎么不拍一些卖座电影，他们不知道我这一阶段——其实片子都很卖座，大部分是城市喜剧。
所以我说为什么我当导演之后我的片子会变成悲剧呢？我的第一部、第二部也是喜剧，但是已经有一些悲剧的痕迹了。第一部叫《就是溜溜的她》，那个剧本是我用十一天写完的。本来写的是另外一部，就是后来陈坤厚拍的《蹦蹦一串心》，那是一个闹剧，后来凤飞飞嫌她的角色不重，我说好，改，关在饭店里十一天把它写完。这个片子也是大卖，卖到不行这样子。当然那跟我没关系，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分红。然后第二个片子《风儿踢踏踩》虽然是喜剧，但其实已经有一种所谓的苍凉的味道。《在那河畔青草青》，就是看了报纸——老师带学生爱川护渔，就去找那个地方，把它变成一个故事，很快就拍完了。自那以后，从《风柜来的人》开始我的创作就慢慢回到自己的经验了。回到自己的经验之后，摆脱不了的就是我之前讲的这种为什么最后电影会呈现一种苍凉——它的来源是这样的，就是我不自觉地看世界的角度已经存在了，这是我很晚才发现的，非常晚。
侯孝贤，来自：维基百科
人文素养
除了有实际的电影的经验和过程之外，还有就是如何拥有一个成形的人文素养背景。凤山是个很老的地方，我们住在城隍庙附近的时候，我们家在县衙里，城隍庙就在县衙的旁边——这个地方是一个老的小镇。那个城隍庙是台湾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的地方，每一次戏曲比赛都是一两个月，有歌仔戏、布袋戏——就是所谓的“掌中戏”，在福建，特别是在晋江，还有就是皮影戏，大概这三种是最重要的。
我们小时候经常跑到榕树下，看他们演戏，很野的。初中的时候我就开始比较多地看电影了。小的时候喜欢拉人家的衣袖，说“叔叔、叔叔，带我进去”。这样三次总会有一次可以进去的。每次都用这种方式，但当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了，所以就爬墙、剪铁丝网。凤山有三家戏院，只要他们换片我们就有办法进去，还做假票。做假票便可以看出自己的那种心思。我们去戏院，通常人家进去后会把票丢掉，有些票只被撕了一点点，有些撕过了。因为以前的票是有条虚线的，虚线那边盖个章，然后走出检票口的时候便会去抓一把被撕过的，然后就跑，小孩子嘛，无所谓，也不会怎样，回去就把票黏起来。就对着那条线黏起来，票根撕得少的，可以当作黏的部分，票根撕得多的，就去掉那个虚线，把它从虚线那边黏起来，结果就是一张票，当然上面那个图章是歪的。我知道，那时候我非常小，撕票的人绝对不会看的，他就“啪——啪——”，有时候黏太紧，“啪”不开，还会催促他。那时候不是聪明，是机灵，很清楚，还好没干坏事。看了非常多的电影，所以看电影变成一个习惯，而且没有人会告诉你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什么片都看，因为反正不必花钱嘛，有办法进去嘛。
还有就是文字。我记得大概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哥哥开始看武侠小说，他一租就是一个菜篮，我们是骑单车去租书，租书店是在骑楼。他看得飞快，然后我就接手，他看一本我看一本，然后我两个弟弟也开始加入，老三跟不上只好放弃，老四勉强跟着，最后都在等他，最后一本看完，我再骑单车去换。看了几年下来，那个租书店里的书基本看光了，武侠小说摊子上所有的武侠小说都看光了。后来我自己看的时候，如果是我喜欢的作者，就把他的书全部挖出来看，看到没得看了，就会去摊子问有没有新的续集，第几集，如果还没到，就看旁边还有什么。譬如言情小说，旁边还有一小撮所谓的黑社会小说，像费蒙的《职业凶手》之类的，男孩子把黑社会小说看完了没得看了就开始看言情小说。在台湾上年纪的人就会知道，言情小说是很多的，每一个都看，看了有兴趣就把它挖出来再看。琼瑶的言情小说我看得反而比较晚，是在高中时候看的，其他的早看了，还有翻译小说在内。念初中的时候会去学校的图书馆找，这种翻译的书我最爱看的就是《人猿泰山》《鲁滨逊漂流记》《鲁滨逊一家漂流记》《金银岛》《基督山伯爵》等。然后还会溜到一个同学家，他们家有一摞线装的、页面泛黄的书，如《济公传》《三国演义》等，没事就蹲到那边看，看完了就去玩。看书的习惯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来没断过，各种文字的东西我都有兴趣。
通常我去一个地方，比如说北京，我一定会看电视，看中央台，清早起来看。像我这次去北京，电视上就在介绍所有十七大的委员和常委，清清楚楚，这在台湾是没有的，根本不知道那些人谁是谁。还有六点半会介绍报纸上和民生相关的新法规。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因为我每次去北京碰到人，出租车司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讲起政要人物来清清楚楚，不似台湾，所有人都一片糊涂。这有什么好处呢？这会让人们一起成长，但这个成长是在无形之中，慢慢地，要演变才有可能，而不是像台湾是用欺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