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新西兰信报)与新西兰华人政治家、律师霍建强多年来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这包括在许多年前的长篇专访、各类相关新闻报道。
2017年大选前,本报曾接触霍建强,希望他就大选、华人议员候选人,及众说纷纭的“匿名信”事件谈谈自己的想法。当时因为在敏感时期,霍建强表示“正在走司法程序” ,“等忙过这阵子”再交流。
本周一(2018年3月19日)一早,本报与霍建强议员再取得联系,再续之前的话题,因此有了以下的访谈。
上篇:
人民党主席卿太行夫妇就高院诽谤案
向霍建强道歉并赔偿
背景:
2017年9月23日举行的新西兰大选,注定会因其扑朔迷离和跌宕起伏而载入史册。其中,因两位华人国会议员之亲身遭遇,更令人掩卷遐思。
大选如火如荼之时,国家党和工党两位华人国会议员分别中枪:先是以Newsroom.co.nz为主导的主流媒体针对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博士 (Dr Jian Yang MP)“间谍门”大肆报导。
随后,是在华人社区借助微信和其他网络平台疯转针对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Raymond Huo MP) 的两封诽谤信。
一时间这两封诽谤信以不可阻挡之势家喻户晓、老幼皆知。很快有人放出话来:不要说工党执政无望,只怕霍必定保不住他的国会席位。
2017年9月23日晚,大选揭晓以及两周后海外及“特别选票”点票完成,国家党和工党相继与优先党和绿党就MMP制度下的组阁进行谈判。
2017年11月9日霍建强依《新西兰诽谤法》将卿太行夫妇告上高等法院。2018年3月第一被告苏霭莲 (Ailian Su)、第二被告卿太行(Steven TayHang Ching) 通过他们的出庭律师确认诽谤言论成立、签署道歉信并赔偿律师费。
卿太行先生签署的道歉信。
由高等法院公开的“诽谤案”文件。
卿太行先生的公开资料照片。
当地英文媒体STUFF 登载的相关图片。
霍建强资料照片。
下篇:
作为执政党国会议员的新角色,
及对华社与华文媒体的寄语
记者:大选过去了,工党的“百日计划”也实施完毕,最新的民调(2018年2月19日)工党首超国家党(48%:43%),你对执政党国会议员的新角色有什么感受———尤其是当选国会法制委员会主席,在西方政体中看到我们华人负责法制专业,这还是海外华人史中第一次见到。
霍建强:法制委员会今年很忙,除了常规的如“廉政公署”、司法部门等年度述职及审核外,另有7个法案是由我们负责。其中有纯专业性的,如《仲裁法》、《法庭事务法》、《信托法》——— 《信托法》是100多年来首次全面修订。还有一部是行动党党魁的“个人立法”《临终生命选择法案》就是所谓的“安乐死法”,目前已收到18,002 submissions (民众意见书),另有近3,000的电子邮件和5箱书面意见正在分类、整理中。预计有2000多团体要求参加法制委员会听证会,每一个团体15-20分钟 ——— 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年的工作量。
做为主席,主持每周4个小时的法制委员会常委会,是一个专业上很刺激、脑力和体力都要大幅度付出的工作。我很喜欢这种专业上的挑战,我仿佛又回到了法学院和律所,每天有大量的专业文献和资料需要研读。
这是好的一面。不好的一面就是因法制委员会的工作量,时间安排不过来,好多华人社区的活动我都参加不了。或许是碰巧,《信托法》和“安乐死法”碰到一块,都是几十年不遇的大事。我必须在9月份之前将法制委员会修订好的法案报回国会大会。然后是二读、委员会逐条审核、三读。
记者:也有人表示国家党在国会席位比执政的工党席位多,是不是MMP选举制度有瑕疵?
霍建强:MMP(Mixed-Member Proportional)“混合议员比例制”是从德国借鉴的选举制,德、苏格兰、威尔士等都采用MMP选举制。这种制度下没有一个大党能单独执政。2017大选后工党、国家党能否执政取决于能否和其他小党联合组阁。这不是第一次。1996年大选后,“新西兰优先党”选择与国家党组成联合政府,2017年选择与工党组成联合政府。
新西兰没有“上院”(参议院)只有“下院”(众议院),共120席位,谁能过61席便获组阁权,便执政了。这有点像中国的高考。国家党单科考得比工党高,但总分不够,因此被录取是工党。
记者:大选早已结束,工党顺利执政,但华人媒体对工党的负面新闻颇多,您怎么看?
霍建强:媒体是西方政体中的“第四权”,对政府的批评是应该的。新西兰沿袭的是英国的“西敏制”(Westminster System),常听到的一句话是“强大的政府背后是一个强大的反对党”。工党和国家党轮流交替这一角色。
但凡在新西兰生活久、见证选举后政府自然更替的,就不会有大的反差。2017年大选中出现了个别华人“搞站队”、“分派别”以及在网上把工党描绘成“洪水猛兽”,可能是因为对新西兰政治文化还不太了解。
另外,从华人的角度看国会有两个华人国会议员,似乎所有跟华人有关的都和这两位有关。其实不然,我不能代表杨议员说话,但就我而言,国会有严格专业分工的,大家各司其职。有许多事情我们自己也不清楚。举两个例子:
第一, 去年底举办“第三届青年论坛”,我受邀出席。刚上任的青年部长先确认出席后因时间冲突又告知不能出席。华人主办方便有了诸多解读。华人国会议员自然可以帮助协调,但这是政府青年事务部负责的。同一个论坛,中方代表团带来一封中方总理的贺信。我在参加欢迎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才第一次被问“新方总理的贺信呢?”自然是一头雾水。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任何事情需要在基本常识和专业做派前提下按部就班。
总理、议长、部长、国会议员办公室都有严谨的收发系统。需要新西兰总理贺信是需要向总理办公室发文要求并给出一个起码的提前量。拿不到贺信,便使出一种“华人情结”、埋怨“谁谁不帮忙”甚至变成一种个人恩怨,这不但是活得累,也暴露出还没有养成在新西兰入乡随俗以及以专业素质和心态去处理问题的习惯。华人组织活动越来越专业,但是有少部分还存在一定程度的随机性或“临揪”性。在新西兰大家活得都比较简单,有时不必太沾滞。
另一个最近的事例是我希望借这个专访跟大家说一声道歉。政府在国会举办中国新年庆祝会,正式议程结束后,安保人员从人群中直接将总理护送出会场,没有留下时间和大家互动、合影,这是令不少人失望的。我也第一时间将听到的反馈反映给有关方面尤其是负责庆祝会的民族事务部。
说到华人媒体的“负面报导”,有两个现象:第一,要分清news(新闻)和views(观点),不能混为一谈。第二,要平衡报导。例如,国家党自己已变相放弃的一个网上请愿,要求工党公布所谓政府谈判“33页秘密文件”。某些华人媒体仍然报导国家党的网上请愿这则旧闻并提供链接,却不报导国会Ombudsman(类似于“投诉审察员”)已做出裁决:这是两党各自为组阁而谈判做的笔记,那是为组建政府而谈判, 那时还没有政府哪来“政府文件”?因此这份文件不属于《官方信息法》法定公布的范围。个别华人媒体的这种“滞后报导”和“片面报导”,是新闻行业界需要反思和研讨的,否则久而久之,大家对华媒的信任度就会削减。
另外,如果不说套话而是说一句狠话(笑),我想与大家分享一句话:华人想要成就一番事情,不被几个同胞糟蹋那是不可能的。那一段时间我读的最多的是余秋雨的文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卷》。
总体感受是洋人活得简单,某些华人活得太累。世界——尤其是新西兰这样蓝天白云的国家——生活是简单的。那种所谓中国式思维或绵里藏针或笑里藏刀,其实大可不必。我鼓励大家多一些体育精神,可以为一场比赛拼得死去活来,但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做小动作上,把中国千百年文化当中那些处心积虑的沉重的东西带到新西兰来。
工党执政100天计划中包括刚刚签署的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给新西兰这样一个依赖出口的国家开拓了包括越南、日本和拉美国家在内的新的出口市场。
过去9年国家党执政,客观一点说,国家党或许“节流”做得不错,但“开源”远远不够。单从国债而言,2008年11月工党和国家党交接政府时工党留下的是$100亿国债;2017年9月国家党和工党交接,国家党留下$600亿国债。过去9年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依赖工党政府2008年签订的《新中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因此成为新西兰第一大贸易伙伴。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