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郑子宁 史祥莆
中国辣椒种植面积 133 万公顷，仅次于白菜，占世界辣椒种植面积 35%；总产量 2800 万吨，占世界辣椒总产量的 46%，其中大部分供给本国消费，食辣人群占总人口比例超过 40%。
在全世界，最能吃辣的当然是中国人，那么在中国，哪里人最能吃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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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辣椒劲最大
姜、胡椒、芥末、辣椒、大蒜都具有辣味，其中辣椒所含辣味最为刺激、最为典型，因此也是使用最广泛的辣味调料。辣椒素类物质赋予了食品辣味，提供了约 90%的辣感和热感，而辣味素类物质的主要来源就是辣椒。因此，判断哪里人最能吃辣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哪里人吃的辣椒最辣。
▍几种主要辣味来源
如何评判一种辣椒有多辣呢？
1912 年，美国化学家韦伯·斯科维尔发明了一种评定辣度的测定法，即斯科维尔感官评定法。具体方法是在装辣椒的容量瓶中加入乙醇提取辣椒素，然后取一定体积的提取液，以蔗糖溶液稀释。当稀释到所有品尝者都尝不出一点辣味时，这个最大稀释度就是辣椒的斯科维尔辣度单位（Scoville Heat Unit，缩写 SHU）。
按此标准，荷兰、美国所产的钟形辣椒，辣度为 0，而全世界最辣的灯笼辣椒，辣度可达 20 万到 30 万斯高威尔单位。
斯科维尔感官测定法虽然比纯粹主观鉴别要可靠得多，但是毕竟还是依靠主观感受，所以后来又出现了用高效液相色谱仪直接测量辣椒中两种主要辣味物质——辣椒素和二氢辣椒素浓度的做法。不过由于斯科维尔辣度单位通行已久，新法测出的浓度往往也被折换为斯科维尔辣度单位。
辣椒素是辣椒果实呈辛辣感和热感的主要成分，辣椒素含量越高辣度越大。纯辣椒素的斯科维尔辣度单位大约为 1600 万 SHU，“防狼喷雾”的辣度则是 200 万至 500 万 SHU。卡罗莱纳“死神椒”，SHU 在 150 万以上，远超中国任何一种辣椒。而辣度惊人的辣椒还有一长串，如特立尼达蝎子辣椒、印度“断魂椒”等等。曾经世界上最辣的辣椒——特立尼达蝎子布奇 T 即是由特立尼达蝎子辣椒培育而来，SHU 达 146 万 ，真正辣死人不偿命，唯一的吃法是将辣椒置于桌上, 拿食物轻微触碰。
▍目前世界最辣的辣椒卡罗莱纳“死神椒”，SHU 平均超过 150 万，最高可达 220 万，比朝天椒辣 50 倍
不过，这些骇人听闻的辣椒往往只是为了冲击最辣辣椒纪录或者提取辣椒素而种植，并不会在现实生活中作为调料随便食用。要判断一个地方人有多能吃辣，还是得看煎炒烹炸中的辣椒品种。
那么，在可食用范围内，什么辣椒最辣呢？
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中，从江浙到广东的东南沿海人民应该是最不能吃辣的，江浙人往往把辣椒称为辣火，形象地表现了对辣椒的畏惧之心。辣椒辣度测试也充分说明了东南沿海人不耐辣——江南地区主要食用的辣椒品种菜椒 SHU 几乎为 0。而产自杭州的杭椒虽然成熟后颇辣，但是在当地都是趁着还未成熟，没有辣味时采摘食用。
▍菜椒与杭椒
那么，中国辣椒中最辣的品种到底产自何方呢？一般认为很能吃辣的四川和湖南种植的辣椒是否会特别辣呢？
答案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之外，食用辣椒最辣的几个品种并非来自湖南四川。中国最辣的辣椒其实产自云南和海南。云南涮涮辣和海南黄灯笼椒是中国“特辣”辣椒的代表，辣度单位远超其他品种。海南黄灯笼椒可以达到 17 万 SHU 左右，而云南德宏出产的“象鼻涮涮辣”的辣度更是达到了令人发指的 44 万 SHU，其狠辣程度使得“象鼻涮涮辣”调味的方法颇为简单——将果实弄破在汤里涮两下即可产生足够辣味。
▍海南黄灯笼椒与云南“象鼻涮涮辣”
辣味浓重的辣椒产自云南和海南真的是个意外吗？
其实不然，辣椒中的辣椒素含量存在一定区域差异，海南、云南等产区的辣椒中辣椒素含量较高，而西北、华北等长江以北地区的含量偏低。原因很简单，辣椒在日温差小、日照少、湿度高的种植环境更容易积累辣椒素。这是辣椒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产生的抗病虫害机制——阴湿天气有利真菌繁殖，而辣椒素能抑制真菌。
▍不同主产区辣椒辣度比较
不同种源地辣椒的地方品种辣度差异极大，小椒型的辣椒的辣度平均值都比较高，米椒、泡椒和朝天椒辣度均在第 9 级，大果型的羊角椒辣度平均值较低，辣度为第 6 级。线椒介于中间级别。地方品种历经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是椒形与其辣度相关。南方辣椒品种多为小型椒，北方多大型椒，线椒在南北方均有种植。
▍不同品种辣椒辣度比较
云南和海南的辣椒产区气候湿润、多阴雨天气，而当地的辣椒品种又是小型椒，能培育出最辣的辣椒也就毫不奇怪了，与其说西南阴湿气候会导致人嗜辣，不如说有利于辣椒变辣，而人们的味觉会主动适应。
但是菜品的辣度与辣椒的辣度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绝大部分人并不会直接生食辣椒，烹调技法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烹调方式又是如何改变辣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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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的吃法最火辣
辣椒素只能在一定温度范围内发挥作用，当温度上升到 200 摄氏度时，辣椒素就会被破坏，因此高温烹调处理能有效地在吃辣比拼中“作弊”——经过高温破坏辣椒素含量大为降低，辣度也随之下降。
▍油泼辣子
同样，辣味感受也受到多种其他味道的影响，总的来说，其他味道越重，越能冲淡辣味。不同味道对辣味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一般情况下，酸味、甜味和苦味都能有效遮蔽辣味，而食用油则是不折不扣的辣味杀手。
西北地区辣椒本来辣度就低，在处理过程中又往往有油泼辣子（高温油泼）这样消减辣味的工序，成菜中还往往添加酸醋，算不得特别能吃辣。而在西南地区中，四川流行的各式红油菜品也巧妙地降低了辣度。
事实上，四川人经常因外地人认为“川菜很辣”自鸣不平。在旧时，传统的成都菜制作过程中几乎是不放辣椒的，而是在餐桌上摆放辣碟供人自行添加。历史上的川菜因四川盛产蔗糖原本甜而不辣，后来之所以变咸、辣，是因为四川的蔗糖减产，食盐、辣椒丰产。
▍炝锅鱼
即使现在，川菜中真正“特辣”的菜品也极为有限。收集 123 个四川地区常见川菜菜品，按 SHU 标准单位划分等级。分析显示“特辣菜品”不过占到 2.44%，只有夫妻肺片、凉拌折耳根、米椒鹅肠三款“江湖菜”够得上“特辣”级别，相反，完全不辣的菜品则有 39.84%，其中不乏樟茶鸭、东坡肘子、开水白菜等川菜名菜。四川人并没有江湖传说中那么无辣不欢。
▍开水白菜和东坡肘子
与之相比，湖南、云南和海南的辣菜则往往采取凉拌、或鲜食、低温烹调的处理方法，菜品辣度保持更好。如海南陵水酸粉若是真加足新鲜的黄灯笼辣椒酱，辣味足以让人瞬间满头大汗，一些海南人甚至在吃西瓜时，都会在瓜瓤上撒盐，涂上红辣椒末。而云南人的嗜辣更可谓集辣味之大成，烹饪辣菜时除红辣椒外，还要混合大蒜泥、芥末、花椒、芫婪、姜丝助辣。
在烹饪方法环节，四川已经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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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人吃的辣椒多
其实，菜品的辣味也不能直接与吃辣能力划等号，判断某地人究竟有多能吃辣，还要看辣椒的消费量。中国辣椒种植史上有四大产区，俗称”一泽三都”。即河北鸡泽，四川成都、山东益都、河北望都。可众所周知，河北人吃辣能力非常有限。这并不难理解，种辣椒多的地方不一定是更能吃辣。产量和消费量不是一回事，在现代农贸物流条件下更是南辕北辙。
▍华北地区常见的麻辣烫调味方式
▍干辣椒与鲜辣椒主产区分布
消费量方面，贵州人均年食用干椒 2.5kg，早已离开吃辣第一梯队。而辣椒消费大省——四川年消费鲜椒数十万吨，干椒 20～30 万吨，尽管人均年消费干椒 3kg 以上，但单就数据而言也远算不上能吃辣。
而湖南人均食用辣椒 10 公斤以上，尽管是主产区，但大部分消费量需要外地辣椒填补：每年 1 月至 5 月主要由两广、海南运进，10 月至 12 月则靠河南、陕西、山东等省份供应。本地辣椒仅支撑着 6 月至 9 月的短暂时间。加工辣椒更是 70％ 的原料要通过外省调运，湖南人是名副其实爱吃辣能吃辣的。
重庆同样是国内辣椒主产地之一，但由于火锅、串串香等地方美食不计成本的调味方式，泡椒、干椒需求量过于庞大，本地供给根本无法满足，需从外地大量输入。重庆每年人均至少消耗 50 斤辣椒，在数量上冠绝全国。
▍重庆火锅和重庆串串香
抗战前夕，上海已是五方杂处的大都会，川菜馆也开进了上海滩，但由于江浙人不耐辛辣，当时虽有“都一处”、“锦江饭店”等知名川菜馆，但流行的菜品却是奶油鱼唇、竹髓汤、叉烧火腿。抗战胜利，避难陪都的食客陆续返沪后，在重庆期间培养出的辛辣耐受力却使上海川菜馆一夜之间改弦易辙，开始以“地道川辣”招徕食客。
综合各种因素，云南、海南、湖南、重庆人都位于吃辣第一梯队，但令人意外的是，近几年，首都北京异军突起。辣味和味蕾单调的年轻人、缤纷多彩的夜生活一起快速扩张，辣椒和辣椒制品消费量甚至已经超过了重庆，而选用的辣椒也越来越小型化、越来越重口味，他们才是中国最能吃辣的人群。
▍北京“簋街”以麻辣食品著称，单个店面每天消耗辣椒可达两吨
延伸阅读：
关山远：红军长征到陕西就不走了，是因为再走就吃不到辣椒了?
1936年10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历经千辛万苦，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遥想当年，九死一生的红军将士欢呼相拥时，回望来时路，谁的心里，不是满腔炽烈的火辣辣?
看看红军长征走过的路，江西、湖南、桂北、贵州、云南、四川、陕西、甘肃……确实是一块火辣辣的区域，产辣椒，吃辣椒。
长征与辣椒，有不解之缘。
文丨关山远
本文摘编自新华每日电讯旗下微信公众号“草地周刊”（ID：caodi_zhoukan），转载已获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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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红军长征回忆文章，除了激烈的战斗、艰苦的行军外，关于伙食，也有不少——毕竟这么多人行军，吃，是个大问题。
例如，打下遵义后，红军得到一个休整的机会，每个战士都发了一两块大洋，于是纷纷下馆子改善伙食。
何涤宙在回忆文章《遵义日记》中，三次写到吃“辣子鸡”的事：
进城第二天，问到遵义规模最大的川黔饭店，“掌柜很客气，让我们上楼到雅座，代我们点了他们的拿手菜辣子鸡丁，醋熘鱼，血花汤等六七个菜……不一时菜来了，一盆辣子鸡丁，堆得满出来，味道确实不坏，大家都很满意”；
进城第五天，“……又到川黔饭馆去吃辣子鸡丁，竟有一半是白菜，未免欺人。向伙计理论，他说明天一定做好……”
进城第七天，还是去川黔饭店吃辣子鸡丁，“太不像话，少得连盘子底都铺不满，并且大部分是猪肉，大概认为‘红军先生’可欺……决定以后不来吃了，伙计看我们有点像发脾气，又来赔不是……”
这段记录颇为有趣，可见当时红军难得一次打牙祭的机会，而店主因生意太好，辣子鸡的质量越做越差。
贵州美食“辣子鸡”（来源：网络）
贵州是嗜辣之地，无菜不辣，无辣不欢，而另外的食辣大省湖南、四川与江西，也常常为谁更能吃辣而争论不休。
历史地理学专家蓝勇教授将现代中国分成三个辛辣口味层次地区：以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陕南为主的长江中上游重辣区；以北京、山东为核心，东及朝鲜半岛，西至新疆的北方微辣区；江苏至广东，基本不吃辣椒的东南沿海淡味区。
红军长征，一路从长江中上游重辣区走到了北方微辣区的边缘，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红军长征到陕西就不走了，是因为再走就吃不到辣椒了?
蓝勇教授认为，长江中上游重辣区，共同特点是日照少，冬季寒冷，气候潮湿，才会因为祛寒湿方面的需求，而养成吃辛辣香料的习惯。此阴、冷、湿为食辣三要件，缺一不可，而长江中上游的食辣地区，往往太阳辐射较少，而且山多雾大，冬季冷湿，是当然的重辣区；而北方微辣区冬季虽冷却日照强烈，大部分内陆较为干燥，因此辛辣取向较重辣区弱得多；至于东南沿海地区，虽然湿度大但冬季温暖，且日照较为强烈，因此没有食辣需求。
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他的《长征》中，写了这么一个细节：湘江血战后，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黎平，得到一个喘息机会，红军中的夫妻能够团聚几天，“贺子珍买了一只老母鸡，作为给丈夫毛泽东的见面礼物。尽管她对丈夫备受疟疾折磨有思想准备，但是见面的时候，贺子珍还是因为毛泽东的憔悴而十分伤感。这名英姿飒爽的游击队队长女红军，对丈夫始终充满了温存的情感。她在炖鸡汤的时候没有忘记放一把辣椒，毛泽东对她炖的鸡汤很满意……”
长征中的毛泽东与贺子珍（影视截图）
这碗漂着红红的辣椒的鸡汤，端到毛泽东面前时，是1934年12月，正是阴冷潮湿的冬日，被剥夺了领导权又备受疾病折磨的毛泽东，正处于极度失意的状态。能够想象，这份滚烫香辣的鸡汤，给了他多少温暖。
正是在黎平，中央红军经过激烈争议后，决定改变北上湘西的计划，作出了转向西进的行动部署，史称“黎平转兵”。接下来，就是实现了历史转折的“遵义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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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是我国第一部描写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长篇小说，作品从湘江之役写起，描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完整过程。“红飘带”是一个极好的意象，在湘江血战中劫后余生的红军，昂起不屈的头颅，一路西进北上，像一支鲜艳夺目的红飘带挂在这个星球上，给人类，给后世留下这个鲜明的意象。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到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和今属宁夏的将台堡会师，历时两个寒暑。（来源：网络）
对比历史，红军长征行进的路径，与辣椒在中国传播之途径，高度相似。众所周知的是，辣椒源自南美，直至明朝末年才传到中国，比较一致的说法是，辣椒通过海路从浙江登陆，但并未在浙江大规模种植，而是一直深入到内陆湖南，才找到了迅速蔓延的土壤，而后从湖南继续西进，清朝乾隆年间风靡贵州，同治年间盛行四川，而后北上陕西等地，不断开疆拓土，终于构成了蔚为壮观的“辣椒帝国”版图。
如蓝勇教授研究，长江中下游重辣区，阴冷潮湿，需要发汗去湿、抵御风寒之物。辣椒传入中国之前，这一带的人们吃什么来获得辣味刺激?答案是，生姜、大蒜、紫苏、胡椒。辣椒一来，这些全部退居二线，边缘化了。原因很简单：作为外来物种的辣椒，生机蓬勃，适应力强，产量又高，不像胡椒那样昂贵(同样作为外来物种的胡椒，历史上一度被当作奢侈品囤积)，所以深得平民百姓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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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辣椒在湖南、贵州等地大发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些地方多为山地，交通不便，耕地少，人口多，相对沿海和平原地区，较为贫困，在特殊时期，例如山区食盐匮乏时，辣椒往往起到替代盐的作用。
在史料中，常常有这样的记载：“海椒，俗名辣火，土苗用以代盐。”“当其(盐)匮也，代之以狗椒(即辣椒)。椒之性辛，辛以代咸，只诳夫舌耳，非正味也。”还有研究者称，正是当太平天国占据东南，阻断了海盐向内地输送的通道，辣椒种植才在内陆地区得到新一波推广。
今天，人们也能够理解当年红军为什么选择了那么一条长征之路：不断西进，走进云贵高原的大山之中，然后北上，沿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行走在青藏高原的皱褶中。这条线路，正是当时南京国民党政府鞭长莫及之地。
事实上，自从张学良东北易帜之后，蒋介石国民政府名义上实现了对中国的统一，但军阀割据的现状，注定了众多区域并不在蒋介石政府和军队的真正控制之下。湘江一役后，红军元气大伤，接下来的战略转移，不得不尽量避免和国民党正规军的作战，利用国民党中央政府与地方军阀的矛盾，努力选择一条敌人较弱但行进艰难的道路去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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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军长征的路径来看，沿途有湘系、粤系、桂系、黔系、滇系、川系和占据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杨虎城西北军，没有一个派系是跟蒋介石一条心的，各自均以保住自己的地盘和人马为第一要务。虽然奉南京中央政府之命令狙击、拦截红军，有时还挺卖命，但同时又对尾随红军入境的中央军疑虑重重，不欢迎不配合不支持，一片混乱。
当时蒋介石真正能够控制的，还是东南沿海与中原一带，均非食辣区域，尤其是东南沿海，历来是富庶之地，讲究饮食，以原味为美，追求体现食材原味的烹饪技艺。口感上，则以甜为贵，辣椒是不受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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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红军关于长征的回忆录中，辣椒被频频提到的时候，不是寻常佐餐，而是在爬雪山、过草地饥寒交迫之际。
刘丽丽所著回忆长征女红军的《她们——32个女人的长征》一书中，讲了刘彩香的故事，她是江西赣县田村镇红卫村人，家境贫寒，出生8个月就给人当童养媳。1930年，蔡畅在田村组织妇女参加革命，成立红军洗衣队，年仅15岁的刘彩香参加了洗衣队工作，成为一名女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第二年，她调红一方面军工作，同年冬天，参加了长征，是红一方面军走完长征全程的30名女红军之一。
走完长征的部分女战士1949年在北京的合影（来源：网络）
长征出发前，刘彩香获准回赣县田村老家看望自己的老母亲及年幼的弟弟。出发前夜，与老母亲彻夜长谈，依恋之情不能言表。老母亲深知西行之路的苦寒，离别时，家徒四壁的母亲只给了刘彩香一大包田村的辣椒。只因是母亲给的，在历次战斗中都没舍得丢，最后这包辣椒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爬雪山、过草地时，天气特别寒冷，刘彩香从田村带来的辣椒起了很好的御寒作用。结果大部队发动大家集体搜集辣椒，起了大作用。
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多为南方人，翻越雪山时，还穿着单衣，作为前锋的红4团在夹金山下组成几个工作组，深入老乡家中取经，得到的回答是：早、晚时段切莫过山，要通过雪山的话，必须在上午9时之后、下午3时之前，要多穿衣服，带上烈酒和辣椒，好御寒壮气。
夹金山下，人烟稀少，贫困不堪，白酒不好买，但辣椒倒是有。《她们——32个女人的长征》一书中写道：“女红军们不怕路途遥远，跑了五六里地，从很远的村庄里买回了一堆红红的小辣椒。上山之前，用大锅烧了一锅辣子汤，让每个人喝上两碗，这可难坏了大家。指导员李坚真见大家犹豫着不动，就带头端起大碗，捏着鼻子把又热又辣的辣子汤灌了下去，顿时辣得心里冒火，眼里流泪；刘彩香、金维映等人，也眼睛一闭，端起了碗……”
翻越雪山（来源：网络）
在火辣辣的灼烧感中，红军开始挑战长征以来除了国民党军队之外的又一个强敌：雪山。在今天，即使有了盘山公路，有了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翻越夹金山，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年，有多少人在雪山上只是累了想坐一坐，却再也没能起来？老红军杨定华在《雪山草地行军记》中回忆翻越夹金山的情景：“照例想来，上山走快一些，身上发热，就可御寒，然而空气却不容许你这样想。因为山上的空气异常稀薄，呼吸异常困难，因此只好慢慢地一步步来走。吃辣椒水的办法，结果只对身体强健的人起了作用，对身体弱的人则不生效力。这些体力弱的人竟有些冷得牙齿啪啪地响，有如机关枪发射的声音，甚至脸上也改变成黑黝的颜色……”
据统计，红一方面军一共翻越夹金山、梦笔山、长坂山、打鼓山、拖罗岗5座雪山。他们的装备，只有木棍做的拐杖，少量白酒和一些干辣椒。用杨成武后来回忆的话来说：“我们只能用内心的革命烈火，去战胜雪山的严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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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已经揭示了辣椒的秘密：源自其本身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在人们的口腔和皮肤上，有一些特定的神经受体，能与辣椒素结合，给味蕾和消化道带来“烧灼感”，本质上就是疼痛刺激，传导到大脑，会误导大脑错误地认为“受伤了”，为了安慰“受伤的”身体，巴胺神经元会释放出叫“内啡肽”的激素，可以缓解疼痛，感觉愉悦。
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能够理解当年辣椒对于红军将士的特殊意义，他们进行着苦难而又辉煌的远征，艰苦卓绝，却又意气风发，辣椒，是他们的朋友，匹配着他们火热的精神力量。
人类历史上，堪称不朽的，是伟大的精神。
王树增在《长征》中写道：“如果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去探寻中国历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就可以发现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
仅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就进行了380余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红军牺牲的营以上干部多达430余人，平均年龄不到30岁，共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
腊子口天险，地处川甘古道，三十多米宽的山口，两侧尽是斧劈刀削般的悬崖绝壁。游人到此，无不惊叹：我的天哪，当年红军是怎么打下来的?
当年，就连横马跃马、身经百战的彭德怀彭大将军，也有同样的惊叹。1935年9月18日，腊子口天险攻克翌日，彭德怀经过时，看到50米一段崖路上，手榴弹的弹片铺满一层，有的地方还厚厚地堆了起来，他连声感叹：“不知昨天我第一军团这些英雄是怎样爬上这些悬崖绝壁，投掷手榴弹的……”
在今天，已经难以统计有多少红军战士倒在长征路上，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也有大量非战斗减员。一些老红军回忆说，过草地时，沿途都有红军战士的遗体，不少人至死仍保持着前进的姿势，成为后续部队壮烈的路标。
电视连续剧《长征》中的情景（来源：网络）
四川荥经县，有一座纪念馆专为一名青年战士设立，他叫胡长保，长征时是毛泽东的警卫班长，在荥经县境遭遇敌机袭击，为掩护毛泽东而牺牲。
据时为警卫营战士的陈昌奉《跟随毛主席长征》一书中回忆：胡长保牺牲后，毛泽东含着眼泪把他轻轻地放在地上，将自己用的夹被盖在胡长保身上。在战友们掩埋胡长保遗体的时候，已经走出一段路的毛泽东又返回来，亲手添了一抔土，并将随身的一瓶辣椒水洒在胡长保墓上。
这是祭奠，也是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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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文版自序中这么写道。
今天的人们，应该如何去理解长征的精神力量?
其实，我们可以去想象当年他们走过的那一片土地，正是辣椒收获的季节，火红，灿烂。历史一年年远去，辣椒一年年生长，生生不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