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 Clark）,剑桥大学圣凯瑟琳学院现代欧洲史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澳大利亚人文学院院士。曾于 2007 年英国历史学界殊荣“沃尔夫森历史奖”。 2015 年 6 月，因对英德关系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克拉克经英国外交大臣举荐，被授予爵士头衔。著有《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钢铁帝国：普鲁士的兴衰1600～1947》等作品。
书籍摘录：
第 11 章 铁血时代（节选）
爱国者和解放者
1809 年利害攸关的问题不仅是要不要以及何时加入反法战争，而且是普鲁士最终应采取怎样的战争模式以对抗拿破仑。腓特烈·威廉和较为保守的军事领导人仍认为应采取传统的内阁战争模式，以外交手腕和训练有素的正规军为制胜的关键。相比之下，改革家们则设想采用一种新的战争模式，点燃广大民兵的爱国热情，发动武装起义。1809 年10 月，格布哈特·莱贝雷希特·冯·布吕歇尔元帅在力劝腓特烈·威廉联盟奥地利参战时，说道：“我们并不比西班牙和蒂罗尔的人民逊色，我们的武装力量比他们更加强大。”
战争危机解除后，这个难题曾被搁置，直到1811 年，俄法大战在即，它被再次提上日程。1811 年8 月8 日，在提交给国王的简报中，军事改革家格奈泽瑙根据西班牙的作战手法，制定了一份详尽的民众游击战策划案，意图从后方对法军发动攻击，利用民众武装力量，切断法军的供给路线，并销毁可能落入敌军手中的物资。格奈泽瑙通过观察其原来的下属席尔起义的失败，意识到，要想让普通人站出来，冒着生命危险对抗法国，就必须先增加他们为国捐躯的勇气。为了保证参战人数，他还建议，国家应雇用牧师，来动员当地群众。施泰因（现流放于布拉格）和克劳塞维茨持有类似见解，但他们更加强调王室政府进行明确领导的必要性。
只有少数官员同意使用非正规军来抗击法国，武装群众起义的作战模式从未得到普鲁士官员的广泛支持。但是，在普鲁士爱国主义知识分子中间，有很多人认为这样的想法令人振奋。 1809 年，受到奥地利反法战争的启发，曾是普鲁士近卫兵的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创作了一首诗，以异常强硬的语言风格，幻想在旧日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上，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发动一场极为残酷的反法战争：
森森白骨，
漫山遍地，
狐狸和乌鸦吞食肉体，
饥饿的鱼群啄食腑脏，
累累尸体堵塞了莱茵河，
河水冲破堤岸汹涌向西，
重新勾勒，
我国边界！
1811 年，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雅恩在汉森海德公园（位于今柏林新克尔恩郊区）发起“体操员运动”，这应该是最奇特的起义组织形式了。该运动的目的是训练年轻人，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反法战争。训练的目标并不是培养准军人，而是有意地使民间形式的实体力量和爱国主义信仰逐步形成，令年轻人在战争来临时，作为整体，抗击敌人。体操员并非“士兵”，雅恩认为“soldat”（德语“士兵”）这个词带有铜臭味，因为前半部分“sold”的意思为支付。但是，公民战士参与战斗都是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属于完全自愿。雅恩在《德意志体操艺术》（早期运动的官方教义问答手册）中指出，体操员不进行“游街”，因为那样会扼杀人们的自主意志，让独立的个体沦为上层的工具。那时，他们并不是作为自由人“行走”，而是本能地摆动双腿，向前行进。雅恩还写道，体操员的艺术是“持久建立一种全新的人际交往关系，懂礼守法，无偏见且乐意为自由运动和勇敢的独立运动而奉献”。
为了促进自由运动，雅恩为其成员特制了一套深受体操员喜爱的服装，宽松的夹克配上未经漂白的灰亚麻阔腿裤，以迎合并鼓励自由的身体运动。这再次体现了雅恩抵制军队的思想，他写道：“体操员轻便朴素、不加修饰且十分实用的亚麻套装，不适于装饰队伍领导人的穗带、肩带、臂章、佩剑及金属手套等。否则，严肃的战士精神就变成了虚无的表演。”除了对传统军队等级秩序的敌对外，雅恩信奉绝对的平等主义。雅恩的追随者互相称呼对方为“你”，而且，他们特制的套装因为除去了象征社会差异的外在标志，有助于消融身份差异造成的壁垒。体操员甚至用唱歌的方式，宣称所有成员的“身份和地位一律平等”。雅恩所创的户外陈设吸引了大批人群，年轻人在横杠上摆动、旋转、扭动身体，这成为当今体操设施的原型。这也明确示范了根植于人民自发的忠诚，而非权威的等级制度的爱国主义是如何开启了政治文化的新视角的。
正是由于爱国者运动具有如此颠覆性的潜力，国王冷落了军事改革家们更为激进的计划。 1809 年 12 月 28 日，腓特烈·威廉终于回到柏林，全城的民众都为他欢呼。但是，他仍然反对尝试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运动。由于重返首都，他比以前更为彻底地处于法国当局的监管之下。实际上，拿破仑要求他离开柯尼斯堡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此外， 1809 年之后，法国的地位似乎已完全坚不可摧。到 1810 年，几乎所有因神圣罗马帝国消亡而脱离出来的德意志国家都加入了“莱茵邦联”，而且为了支持拿破仑的外交政策，邦国成员被迫为其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在这种力量面前，抵抗看起来毫无希望。
1810 年 7 月 19 日，腓特烈·威廉的妻子路易丝意外去世，年仅 34 岁，这件事情发生后，他长期萎靡不振，把自己封闭起来进行祈祷，以求安慰，因而更不愿冒险进行军事行动。虽然，他允许改革家们对军事管理和训练进行各种各样的改进，但他并不信任起义作战模式，而且他发起全民征兵，阻碍改革家们动员国民、努力组建“民兵队伍”的行为。对于格奈泽瑙提出的雇用牧师，动员人们站出来反抗占领者的建议，国王只是简短地附了一条旁注：“假如牧师被处死，那一切就结束了。”而对于另一条关于建立民兵组织系统的建议，国王仅评论：“好，像诗一般（不切实际）。”然而，对于主战派，国王也做出了重要的让步， 1810 年夏，他批准扩充普鲁士军队，并加固核心要塞，也会有分寸地对俄国及英国方面的动向进行打探。所幸，腓特烈·威廉的观望政策得到了包括哈登贝格在内的绝大多数高级顾问的支持，因此，他可以较为轻松地拒绝“主战派”的请求。但是，自从 1810 年以后，法国和俄国关系转冷，柏林决策者的外部压力逐渐增加。难以想象，在未来的欧洲，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能和平相处。事实上，两国关系日益紧张，但真正的破裂发生在 1810 年 12 月，拿破仑吞并了德意志奥尔登堡公国西北部，根据《蒂尔西特和约》，该地区的完整性是受保护的，而且该地区的国王是沙皇亚历山大的叔叔。 12 月 31 日，亚历山大做出回应，他下令关闭了境内法国商品（葡萄酒和丝绸除外）的港口和市场。 1811 年的春夏两季，两国已分道扬镳，但谁都没出战。然而，到了 1811 ~ 1812 年，法国的进攻显然已迫在眉睫。拿破仑在德意志东部和中部加强了军队部署，占领了瑞典的波美拉尼亚，并从西班牙调了 36 支营队。
普鲁士再次陷于强权政治的车轮下，危机重重。腓特烈·威廉和他的顾问，包括居于首位的哈登贝格，照样表现得谨慎又胆怯。初夏，法国发现了普鲁士重整军备的进程， 1811 年 8 月，拿破仑要求普鲁士做出解释。因对哈登贝格的回复不满，拿破仑发出最后通牒，如果重整军备活动不立即停止，那么法国使者将撤出柏林，取而代之的将是达武元帅和他的军队。该警告让柏林方面惊恐万分。格奈泽瑙抗议道，如果屈从于这种公然的恐吓，无异于政治自杀，但是腓特烈·威廉否决了他的建议，并下令停止所有的招募工作及设防工程。科尔贝格要塞的指挥官布吕歇尔元帅（他将在日后的反法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也对此提出强烈抗议，他力劝国王拒绝执行法国的命令，并撤离柏林。后来，国王罢免了有指挥权的布吕歇尔，让拿破仑尚且认可的陶恩沁恩接替。
1812 年 2 月 24 日，拿破仑强迫普鲁士签订了进攻联盟条约，使其承诺，当拿破仑的大军穿过其领地，向东入侵俄国时，普鲁士为大军提供食宿，并根据法军要求，开放所有弹药仓及要塞，为拿破仑提供一支 12000 人的附属军团。这一“协议”成为普鲁士的终极羞辱，与“三十年战争”谈判条约的方式类似，柏林方面也是迫不得已才同意签订该“协议”的。起初，拿破仑让在帝国总部的普鲁士使者做出选择，大军是以朋友还是敌人的方式进入普鲁士。无奈之下，使者决定暂时接受拿破仑提出的所有条件，并发文件到柏林请求批准。但是法国让信使推迟出发，这样，在腓特烈·威廉收到文件之时，法国的军团已迫近普鲁士都城。
如今，普鲁士只是拿破仑军事战略的一个工具而已，与“莱茵邦联”的那些德意志卫星国并无两样。对于那些曾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反法战争做准备的爱国主义改革家们而言，这相当于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批杰出的高级官员实在难以忍受，便辞去了官职，其中包括曾经的柏林市警察署署长尤斯图斯·格鲁纳。他去了布拉格，加入了一个爱国者组织，该组织致力于通过起义和蓄意破坏的方式来推翻法国， 8 月，他被法国的联盟奥地利政府拘捕。沙恩霍斯特，这个军事改革背后的主推手以“内部流放”的方式彻底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而普鲁士三位最有才华的军事改革家博延、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认为，目前只有俄国具有推翻拿破仑的能力，因此，他们一同放弃了普鲁士军衔，转而为沙皇效力。在那儿，他们又与施泰因取得了联系，后者曾在奥地利流亡了一段时间，并在沙皇亚历山大的明确邀请下，于 1812 年 6 月进入了俄国的指挥部。
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来自：维基百科
自 3 月起，拿破仑大军已穿越了诺伊马克、波美拉尼亚、西普鲁士及东普鲁士，一路向东，前往他们的集合地。到 1812 年 6 月，由法国人、德意志人、意大利人、荷兰人、瓦龙人及其他国家的人组成约 30 万人的大军集结于东普鲁士。很快，省政府就发现，要给这支庞大的军团提供足够的物资是根本不可能的。前一年收成不好，因而供给大军的粮食很快便耗尽了。 4 月，东普鲁士兼西普鲁士的省长汉斯·雅各布·冯·奥尔斯瓦尔德报告，农场的动物都饿死了，路上随处可见饿死的马，已经没有剩余的谷种了。省政府的物资供应机构很快就破产了，各指挥官便命令他们的部队自行征粮。据说，还尚有役畜的农家只有晚上才出来耕田、播种，以防他们的最后一匹马或一头牛被抢走。还有些人将他们的马藏在森林里，但是法国人很快就察觉了这些人的做法，开始在森林里搜寻那些藏着的动物。在这样的环境下，纪律迅速瓦解，有关军队胡作非为，尤其是有关勒索、抢劫和殴打的报道铺天盖地。一个高级官员说，他们的破坏行为“比‘三十年战争’时期更为恶劣”。由于没有了马，法国指挥官让农民戴上马具。奥尔斯瓦尔德于 8 月报告，东普鲁士的农民怎么都理解不了，为什么国王的盟友会如此虐待他们。事实上，据说 1812 年，所谓的法国“盟友”的所作所为比其在 1807 年作为敌军时的行为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夏天，在处于该省东部边境的立陶宛地区，饥荒不可避免地导致儿童的死亡率升高。汉诺威的外交官路德维希·奥普泰达的话令人印象深刻，法国军队留给普鲁士当地人民的“除了痛苦的眼泪，别无其他”。
普鲁士各地对拿破仑大军的不满逐渐变为积压在心底的憎恨。早期传言称，法军在俄国受挫，普鲁士人民都大为称快，由衷地幸灾乐祸。 10 月初，关于火烧莫斯科事件（俄国为了不让拿破仑大军在那儿过冬，将整个城市付之一炬）的第一份简报传到普鲁士东部各省。报告中还特别提到，哥萨克轻型部队和农民武装游击队对大军造成的破坏令人震惊。 11 月 12 日，报纸上报道，拿破仑大军已经撤离了莫斯科，传言属实。驻扎在柏林的法国外交官勒卡罗目睹了普鲁士公众激烈的反法情绪，深感震惊。他写道：在柏林生活三年半以来，从未见过当地居民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憎恨和公开的愤怒”。受最新消息的鼓舞，普鲁士人民“再也不藏匿心中加入俄国、彻底消灭法国体制下的一切的渴望”。 12 月 14 日，第 29 期大军公报再次证实了法国溃败的消息。公报以拿破仑的名义发布，将法国的这次惨败归咎于恶劣的天气以及他国部队的无能和叛变，并声称，拿破仑已脱离还在俄国的军队，急速西行，返回巴黎。公报的结束语赤裸裸地显示了皇家以自我为中心的无情与冷漠：“皇上的身体再好不过了。”这条消息进一步在普鲁士内部掀起一场动荡。在西普鲁士的诺伊施塔特地区，当地居民袭击了那不勒斯军队运送俄国俘虏的船只。此外还有民众对法国士兵自发地进行攻击，最常见于酒馆中，这是因为，在酒精的作用下，民众的爱国热情被点燃了。
但是，任何传言和纸质报道都比不上亲眼所见更为震撼，这让普鲁士人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拿破仑的惨败意味着什么，曾经不可一世的拿破仑大军如今只残存少量部队，他们正狼狈地离开俄国，向西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