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广州1月27日电（记者周颖）加大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扶持力度，保障“二孩政策”实施后的学位需求。在此间举行的广东省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广东省省长马兴瑞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这一内容，被众多家庭视为政策利好。
自从确认自己怀上二胎后，32岁的谢萍既高兴，又焦虑。她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亲戚或者保姆来照看这个即将到来的新生命。
两个多月前，谢萍在自己的老家湖南省衡阳市开办了一家陶艺手工店。她的丈夫则在700多公里外的贵州省贵阳市打工，同样没有时间照看家庭。
“刚开始创业，很多事情都要亲力亲为。现在是婆婆在帮忙照顾大儿子，但我很难想到找谁帮忙照顾第二个孩子。”谢萍说。
2016年中国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的比重达到51.2%，比2016年提升了11个百分点。
回顾两年间的变化，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说，二孩出生人数的明显增加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孩出生数量减少的影响，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但中国社会也开始感觉到“二孩热情”背后的焦虑与不安。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二孩配套还没完全跟上，家庭生育热情低于预期。
事实上，在中国各地陆续召开的地方两会上，“二孩”都是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在广州两会上，有委员提出关注“二孩政策”之下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女性就业歧视等问题。
“针对公办园不足的情况，要增加公办园数量和比例，同时探索实践0-3岁托幼机构开办方式，释放家庭劳动力。”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说。
一些二孩母亲认为，尽管有多重原因导致了不少中国城市家庭在生育二孩问题上既热情高涨，又顾虑重重，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无疑是幼儿托管机构的严重匮乏。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当前中国0至3岁婴幼儿的入托率仅为4%，而近八成婴幼儿需要靠祖辈参与日间看护。
谢萍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幼儿园要求小孩到3岁才能入园。我们周围没有公立托儿所，私立托儿所质量良莠不齐，我们不放心把孩子放在那里。所以带娃还是靠老人。”谢萍说。
长期关注幼儿抚育问题的律师杨海燕说，专业型家政人员的匮乏，进一步加剧了二孩家庭面临的抚育压力，她说，由于行业诚信体系尚不完善、行业从业人员流动性较大，不少家庭难以寻觅到合适的保姆帮忙照看幼儿。
刺激二孩家庭焦虑情绪的另一项原因，则是日益高涨的抚育成本。
尽管大儿子只有两岁，但谢萍已经在他的各类教育和培训课程上花费近1万元人民币，现在，她非常担心自己是否能承受第二个孩子可能带来的支出压力。
朱列玉认为，应对这些难题缓解家庭焦虑，政府可以放宽对民办幼儿园的准入，加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同时加大力度发展职业教育，培训婴幼儿看护专门技术人才，缓解家庭后顾之忧。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注意到这些问题，并采取了更积极的措施进行改善。多地政府通过为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让女性休完产假再就业时，能更具竞争力。还有不少地方将新增幼儿园当做2018年民生实事明确列入政府报告。
“想到这个孩子未来可能给我们家带来更多欢笑和希望，困难都只是暂时的。”谢萍乐观地期盼新生命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