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火，像是老天爷提示我，该回去了。”
这大概是北京最冷的一个冬天。
红黄蓝变成了最可怕的颜色，高价找的幼儿园孩子被针扎，甚至被猥亵，另一边，北京大兴的火灾后，死难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活下来的人站在寒风中拎着蛇皮袋流离失所，在消除隐患的美好初衷下，成群结队的成为无家可归的蚂蚁。
这次失火的地点是北京西红门“聚福缘”公寓，这个富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名字，并没有给住在里面的北漂带来什么福气和缘分，唯独把“聚”这个字诠释的淋漓尽致，长80米的公寓里，挤着400多人，夜深人静时，能听到隔壁的打呼声，左右邻居换着打那种。
火灾当晚，北京的气温已经到了零下，逃出来的人在混乱中找不到住处，几个人挤在路旁的面包车里关紧车窗待了一整夜，一家馒头店，也挤着七八个租户取暖，可一场大火仅仅是个开始，事情还在不断的发酵，两天之后，这里迅速开始了一场全市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居住在那一带的“外来人口”被要求马上离开租住的公寓，“违建”的厂房、公寓也被拆除。
24号是截止期，为什么是这天？没人知道，人们只知道再等一天就是这19个死者的“头七”，这其中，还有8个孩子。
措手不及中，人们已经顾不上刚刚发生的火灾，这场上万人大迁徙急迫到从夜里就开始进行，人们告别着，更多时候，什么都不说，只是机械的往外搬东西，最近的，去大红门，最远的，要到1000公里之外的江苏常熟。
“都习惯了，几年前大红门那场大火后也是这样，现在好多了，就是给的时间太短。”从听到这句话开始，我才真的切实感到慌张。
失控的北京和赶不走的外地人
北京一直是一座有计划的城市——每年有若干户口指标，这是它想留下的人，其他的，都是“不在计划内”的人群。
从2005年起，北京就开始制定人口控制政策，早早就定下了目标，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模规划要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结果，还是没有止住涌进北京的那些带着梦想的脚步，2009年北京市有1860万人，提前11年突破了规划目标。
慢慢的，限制似乎变成了清理。2016年初，全市16区县的主要负责人，全都签了人口控制指标责任书。“总人口控制在2300万之内、并将城市中心区人口减少15%”——这是他们截至2020年前必须达到的目标。为此，北京将这一任务细化分解到各个区县，倒推出每年每个区县需要减少的人数。这两年，北京每个区县政府领导最大的工作压力，不是写出漂亮的GDP数字，而是怎样能够不动声色地将辖区的人民减得少点、更少点。
几年前，西红门往北的大红门有过一次整顿外来流动人口行动。整顿地方因为挤满了来北京做服装贸易生意的浙江人，被人们戏称为 “浙江村”，最高峰那会儿，浙江村的本地人只有七千来人，而外来人口却高达10万。
清理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大红门地区的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的比例要降到1比1。未办暂住证的和务工证的，不再办理；各类工商执照，不再更换；踏三轮车的，一律没收并加处罚。温州人建的温州人住的几十个大院要一律拆毁，与各村签订协议所建的房屋、商亭、商棚等等一律拆除……
总之就是要尽一切措施，拆除“浙江村”，至少要有七八万温州人会被清理出京。为什么要清走他们，在当时听到的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们的管理成本远远大于经济贡献。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说“阴渠是城市的良心”，地下室是这些外地人来京的第一个住处。而为了实现控制人口这个目标，不出意外的，政府从地下室中清退了12万的散住人员，这些人，又被赶到城边的村庄。而村庄却在要求下，用各种方式继续驱赶外地人，他们于是搬到工业区，和机器、厂房混住一栋楼。
为了再把他们赶走，工业区停止地暖供应，人们只好自采暖、烧煤炉。人们拖家带口，聚集到这些劣质的公寓，还要庆幸周边有没被关停的打工子弟学校。
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点一点，被压缩到那些和你杳无交集的城市最边缘。
不断上调的红线和被折叠的城市
被压缩的不只有他们，一条一条残酷的红线似乎波及了每一个踏进北京的外地人。
“我马上就要离开了，原因和好多人一样。我有小孩儿，没有户口。”
“即使有钱，能上四五千一个月的幼儿园，能交得起二三十万的上小学赞助费，可即使再有钱，也实在搞不定初中高中的回原籍考试。在习惯了北京的素质教育后，回去跟以考分为标准的孩子PK，难道要找死吗？”
在朋友圈写下这段话的第二天，我那个已经在北京漂了七年的朋友终于漂不动了。北京是全国唯一一个从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就明确要“控制人口盲目增加，减少城市人口”的城市。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标准，户籍，房子，职业，资格证……可到今天为止，所有尝试过的人口调控方法从未成功。
上周我拖着行李搬到大兴，搬家，似乎是帝都生活法（电视剧）则，从北边的天通苑、回龙观，搬到东边的燕郊，就是搬不进五环。在地铁上，偶然听俩北京大妈聊天，A大妈说，今天这么挤，早知道就在二环住了。B大妈，您家几套房？A大妈轻描淡写，二环一套，五环三套，来回跑烦死了。B大妈，嘿！真行，我家才两套。
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早已折叠的城市，穷也分三六九等，而被打上标签的“低端劳动力”就是很多人眼中最下面的那等。 他们都有着相似的特征：外地人、出身农村，做点小生意或者打工，赚钱是最主要的目标，享受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奢侈。
他们是在服装厂起早贪黑加班挣钱给孩子交学费的母亲，是夜半在都市为人代驾的司机，是带着妻儿落脚于此的快递员，是帮忙照顾孙辈的祖父母，是“背井离乡辛辛苦苦打拼的人”。
他们租住进一月房租600元的“三合一”违规建筑中，压力与动力都来自农村务农的父母和在老家上一年级的孩子。
他们没有发言权，没有影响力，也无法喊出要在这座城市平等居住的口号。媒体似乎更关注那些油腻的中年男人，更关注有多少万人在北京假装生活，媒体对这些挣扎最底层的人失去了兴趣。
好听一点的叫他们“外来务工人员”，“外来”意味着不被认同，刺耳的叫他们 “低端劳动力”，“低端”意味着将被驱逐。
是转折还是悲剧？
但真正“杀死”那些“低端劳动力”的，是这一次次的清退吗？
当人们满怀梦想地来到这座城市，却并没有倒逼它在规划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的提升，反而在工作多年后，一旦不能达到这座城市的红线，就有被行政驱赶的可能。这或许是北京在清退人口的过程中，受到空前现实阻碍和舆论压力的根本原因。
而这些“低端劳动力”的境遇更可怕，除了不断逼死他们的红线，他们拿到的还有和所付出的劳动力远远不相称的报酬，他们的待遇让他们除了租金低廉的公寓别无选择。而聚福缘就是无数个这样的公寓的一个缩影，低廉的租金，可到处都是安全隐患。
他们，别无选择。
也许这篇文章最后也会跟许许多多的文章一样，消失在庞大的数据中。创哥真正在期待的也许是一次倒逼，底层劳动者走了不代表这些行业就消失了，这就是每个大城市都必须存在的生态链，哪里会有凭空存在的“高端城市”“高端产业”和“高端人口”？
但愿等到春天，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他们不必再为违章建筑里一不小心的火灾而担惊受怕，他们必须住在安全的地方，他们所获得的报酬必须配得上他所提供的服务。
一纸冷酷的行政命令，倒逼市场提高从业者的待遇，也许这是这个寒冬孕育的唯一春意。
但也许，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