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翻译家冯克利老师做客季风书园，不谈主义，不讲黑话，与我们聊聊今日该如何阅读西方？
我们学习的，到底是怎样的西方？
作为翻译家的冯克利认为自己本来就偏重于西方的著作，而在文革末期，学会了英语与法语，还自学了意大利语、俄语，只是没有坚持下来。冯克利称自己不是为了学外语而学外语，而是为了看闲书，在70年代末，那是个没什么书可读的年代，冯克利凭着外语，让西方文献的启蒙之光照进了自己的头脑。
“我本意并不是为了当翻译家，我和大家一样是一个普通读者。” 而在他的同龄人中，因为教育环境的原因，会一两门外语的人很少，大家愿意阅读，但却一直受阻于语言的障碍。这让冯克利燃起了与他人分享自己阅读世界冲动，“误打误撞，像学雷锋一样”走上了翻译之路。经他之手翻译、校对的书籍，加起来有三十多种：《邓小平时代》、《学术与政治》、《哈耶克文集》、《民主新论》、《乌合之众》、《论李维》……这些书大概不少读书人都耳熟能详。
如今在中国，在国家层面也好，作为个体也好，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和西方脱不了关系。中国近代史就是一个如何认识西方、接受西方的过程，当年上海作为亚洲最大的商业中心，本身也是西风东渐的产物。
而一百多年以来，我们太熟悉“中国积贫积弱，外国船坚利炮”的叙事。冯克利介绍，中国第一次学习西方的高潮，洋务运动时期，“当然更早的时候，有林则徐、王韬等学习西方的代表，但作为国家层面有意识的努力，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当时清政府借助洋枪洋炮，地方豪门镇压了太平军；而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斥巨资建立的北洋舰队惨败于日本后，中国人这时才感到只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不足以保家卫国、救亡图存，于是开始留意在政治、文化层面学习西方。“所以我认为中国人全面的学习西方，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这样就产生一个问题，我们所学习的西方，到底是什么样的西方？‘西方’是一个全称概念，就像‘中国’这个概念一样，它涵盖了无数的内容。”冯克利认为中国人有一个不加反思的观念：西方比中国先进，所以西方就是好的，学习西方就能紧跟世界大潮。就如孙中山所言的“世界大势，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而抱着老祖宗的传统不放，那就是有问题的反动派，顽固派，抱残守缺，故步自封，逆西方潮流而动，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普遍的心态。
“而我们今天的问题比当年更严重，我们现在阅读什么？没东西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供我们阅读的数量，是一个天文数字，各种读物都可以信手拈来。现在我们要有选择的看东西，我们选择的是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与我们生活工作上的问题，文化关切，教育子女都有关。”
中国人被迫在错误的时机向西方学习
一百多年以前，中国人开始细致地了解西方的时候，也是高度选择性的。
“然而那时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的时候，西方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们也被迫进入了读许多糟糕的西方文献的时代。”
只需大略了解一下欧洲史，就能发现在近代拿破仑战争之后，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然而1870年普法战争的爆发却严重威胁到了欧洲的和平，普法战争不仅使参战国之间结下了冤仇，更标志着一种强权的崛起：就是普鲁士式的，国家统治经济与军国主义强权的开始，而以英国为主导的，注重自由贸易与实行低福利的旧欧洲的结束。
随之出现的，还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等诸种思潮。“遍观这样的欧洲思想，非常容易得出一个判断：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整体主义的，里面没有个人的存在价值，或者个人在这些主义里只是一颗螺丝钉，为这些主义服务的零件。”
而这样的转折不仅体现在政治领域，艺术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变化，美术方面，在欧洲流传了四五百年使用三维透视法写实的艺术风格，一下就被印象派、抽象派、达达派等新崛起的流派颠覆了；而在音乐领域，也不再讲究精准和谐的24平均律，出现了无调性音乐。“西方文化进入了失范的时代。”
而就在这样一个失范的时代，中国敞开了自己的国门，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文化，“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直到今天，还与这些思潮生活在一起，耳濡目染。“而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一旦认为一样东西有必要学的话，那学习能力是非常强的。”面对泛滥成灾的来自西方的思想，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无论左派右派，都认为西方先进，学习西方终归是一件好事。于是所有1870年后的西方思想流派，在中国都能找到市场。
冯克利将这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恶化”，我们就是在这个恶化的阶段，开始非常虔诚的学习西方。“在恶化之前，1870年前的西方我们所知甚少，或者略有所知，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西方怎么从一个封建体制演变到近代的讲契约和平等的社会；我们只知道1870年前后那些成为了强大社会运动的思想，我们所知的那些整体主义思想其实都是向西方指一条道路，西方要到哪里去？”
特别是在一战以后，西方人对自身的文明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过去的西方已经衰落，如今的西方则在走向自我毁灭，进化论不再起作用，文明开始堕落，这种悲观的情绪普遍弥漫。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其实也是象征着西方文明已经穷途末路，所以尼采要呼唤英雄，呼唤查拉图斯特拉。”
而在政治体制上，西方也逐渐走向了民主化。1832年，英国扩大普选权，政治家使出全身解数来争取选民，这个过程中，选民与讲究礼仪、规范、理性的贵族不一样，过去政治家那些技术和美德已经不适用了，这对欧洲上层的传统优秀文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社会变得越来越庸俗、势利、没有原则，欧洲人感到非常失落，但却无法逆转这个过程。“我翻译的《乌合之众》就是这样一种心情的体现，他们对自己文明的前途是没有信心的，所以后面才出现了各种各样新的主义。”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西方的东西比我们先进，他们的选择一定比我们有道理。国人在当时没有任何批判能力的接受西方。“而我们今天是不是摆脱了这种状况，其实不一定。我们会觉得那些从常春藤大学、巴黎、索邦、海德堡学成归来的博士都比我们厉害，我们对西方发展起来的，这一套支配现代世界的，认识自己的环境，认识自己的生活，认识自己的生命价值的一套理论体系，我们没有批判能力，这种对西方的文化依附性，至今也没有摆脱。”
当年我们把西方更为合理、和谐、有秩序的资源都抛弃了
然而西方却并不缺乏对自身文明进行反思批判的思想家。哈耶克在他在中国的诸多读者眼里，是一个极权主义的批判者，写于1943年二战正酣时的《通往奴役之路》赫赫有名，哈耶克在这本书里主要批判了德国纳粹的统制经济，顺便批判一下苏联。为自由世界提供一个绝对不能屈服苏德的理论支持。“哈耶克是个学院派的学者，但他写这样的通俗书，他的同行都对他感到不齿，觉得他不是在做学术，是在搞宣传，当然学术和宣传，在我们中国是不分的。”
但在写《通往奴隶之路》之前，他写了一本很少有人看的书《科学的反革命》，冯克利恰好也翻译了这本书。在30年代末到二战的一段时间，哈耶克系统地研究了西方思想史，包括孔德、圣西门、黑格尔……还有他们的弟子。他认为西方文明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从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明的走向就隐含着一些危险的因素。哈耶克作为西方文明与价值的忠实捍卫者，他认为这种走向是非常可怕和不能接受的，极权是西方文明中的逆流、不健康的部分，但其源头并不在于德国纳粹，不在苏联，而在于西方文明本身。“哈耶克利用了大量被别人忽略的东西，他阅读西方，不是赶潮流，他阅读别人认为过时了东西。”冯克利认为哈耶克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纪成为集法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以大成的思想大家，是因为他懂得如何甄别思想，并对自己所属的这个文明持批判分析的态度，并对其中的危险元素的保持警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耶克不仅是极权主义的批判者，更是一个西方文明的反省者。
但是因为不同的教育背景，生于斯长于斯的不同生活经验，这样的土壤很难给一个中国人提供批判反省的西方文明的资源。“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我们必须得认识到这一点。”这样阅读西方才更健全，冯克利叹息，缺乏选择的能力，让国人错过了许多我们本该知道的事。
数年前，王岐山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洛阳纸贵。本来托克维尔打算将这本书写成一部长篇巨制，但他五十多岁就去世了，这部书也就以如今的面目示人。托克维尔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写就，这本书成书比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早，我们到了150年以后才开始阅读；而习近平出访美国时，称自己读过《联邦党人文集》，一时间也有不少人知道了还有这样一本著作可读，这本书是美国费城制宪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和詹姆斯·麦迪逊三人为争取批准新宪法在纽约报刊上共以“普布利乌斯”为笔名而发表的一系列的论文文集，可谓是对美国宪法最为有洞察力的解读，发表距今已经有250年了。
而这两部书，直到改革开放才有中译本。“你早干嘛去了，怎么我们现在觉得这些书这么重要，那时候根本不理，不知道托克维尔是谁，我们只知道空想主义，民族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我们是不是现在还在犯这个错误，一百多年以后才发现有这样一个人，当年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
冯克利自己翻译的《乌合之众》，其实早在三十年代就有中译本，然而民国年间并未有人对这本书多加留意。书中揭穿群众运动虚无性的内容，在当年被视作腐朽、没落、反动的思想，无人关心。“当年中国人可能更喜欢看《共产党宣言》，有人可能还看《我的奋斗》。”而如今《乌合之众》却行销二三十万册，这也是冯克利翻译的著作中卖得最好的。
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中国人选择西方，阅读西方的视角，所关切的东西变了，民国时代愿意阅读的文献与今人不一样，因为他们当时看问题，视角，方法与今人不一样。“当年我们把西方更为合理、和谐、有秩序的资源都抛弃了，选择的都是些主张冲突对抗的学问，西方现代社会如何建立起来，要素在哪，他们都不关心，而西方的成功之道恰恰就在于宽容，法治，尽可能不做道德判断，息事宁人，而我们接受的都是尽可能的把事闹大，你看我们阅读西方阅读得挺糟糕。”
今日还未形成对西方的正确判断
欧洲人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开始制定一系列约束战争的规则
冯克利一次被人问道，您翻译的书，又是法学、又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太杂了，感觉不太有学术方向，没有术业专精的点。对于这样的疑问，冯克利有一个我自认为挺满意的回答，“我不管学科，我翻译的基本上都是反动派的书，被我们打入保守，落后的阵营的，我觉得这一点共同之处就够了。”
之所以翻译“反动派”写的书，冯克利认为这样做是在给中国学习西方文明补课。“过去我们带着眼罩看世界，眼罩屏蔽了某些东西，我将它们还原回来，如果我们觉得西方值得学习，那就应该储备更多的精华，甚至是未必是今年、十年二十年用得到的东西。”
然而，如今我们可能依然带着眼罩而不自知。冯克利因为参与了匿名博士论文的评审工作，所以能看到许多政治专业学生的博士论文，他们都是从西方名校学成归来，不同老师的教出来的，但都在使用福柯、德里达的后现代理论研究政治学，“大家认为这个现在就是最厉害的学术。”；而国际政治学则更为突出，中国因为加入世界话语体系的时间太过短暂，并没有建构自己模型和方法的能力，于是所使用的全是西方的一套理论体系，其中不少人更是将以基辛格、亨廷顿为代表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奉为圭臬，他们认为世界因为没有强有力的执法者，而被有实力的大国所支配，并无正义和规则可言，国际关系基本还受丛林法则的支配。“那些博士论文中，十个有八个是现实主义学派。”
而在各类主流媒体上，也可以看见现实主义在中国大行其道。“你看凤凰卫视的访谈，里面基本全是这个，一谈国际关系就一点伦理、原则都没有，不敢当嘴说，怕被当成傻帽。”
“但你能很简单的驳倒这个理论，如果强权政治就是一切，那现在应该是忽必烈统治世界才对啊，都不能怪宋朝打不过，就是奥斯曼、欧洲、全世界都打不过。”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希特勒刚开始征服欧洲的时候，很多人认为他是无法打败的，只能和他媾和。“打不过就认输，没有一点气节和原则？”
我们可能只知道现实主义学派，却忽略了西方理想主义的一面。冯克利介绍，其实欧洲早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就开始制定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规则。野蛮的战争力量依然存在，但西方的规则在不断消解战争的残酷性，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消解到今天这样：比如禁止化学武器，禁止地雷，对非武装人员不得屠杀，善待战俘，红十字会进入战场不得攻击……因为有了这些规则，战争这样残酷的事也变得越来越文明。
这些规则都是在双方同意的前提下订立的，因为有规则的存在，不遵守规则的、野蛮的一方，战败后就要受到严厉的追究和惩罚，这种事后惩罚亦是一种威慑。“所以卡廷事件，前苏联还是得为屠杀战俘道歉，这是个违法行为。如果连这个规定也没有，那么死了两万人，你也没办法追究。”这些规定让我们知道战争行为也是受到约束的，而现实主义原则下，是不会有这些禁忌和规则的。
我们不仅要全面的阅读西方的不同观念和流派，避免一叶障目，也要以批判的态度来对待西方，谨防西方人自己给自己下的“漂亮的套子”。“比如说最近网上讨论得很火的希拉里与川普的竞选辩论，牵扯到好多政治价值的基本判断，川普置政治正确于不顾，什么都说，妇女问题，种族问题……这些彬彬有礼的中产阶级一提这些就特别小心，觉得我们才是体面人，不像川普在大庭广众之下口无遮拦。”冯克利认为，中国人认为政治正确很好，不会冒犯人家，但它也让一个社会变得虚伪，形成政治禁忌，这是个漂亮，但却自己会把自己套死的套。“你不讨论可以，保不住不造成社会问题，你还不讨论就麻烦了。”
要形成对西方正确的判断并不容易，需要阅读与各科都有关系的基本文献。冯克利提醒，我们在阅读西方的时候得有这个意识，脑子里不妨有个警钟，不要盲目地对西方做善恶好坏的评价。
现代中国的三种传统
冯克利认为，现在中国不是有一种，而是有三种制度传统。“从秦到清末是皇权专制的传统，这其中只是皇权一直起作用，只是不同朝代有作用有强弱之分而已；从清末到民国，是中国人接触到了西方，有了建立新的政治的可能性，这是个近代传统；还有一个是传统是从延安开始，一直到今天。这三个传统现在在中国都起作用。”
中华文化光辉灿烂，经世济民有儒家传统，搞阴谋诡计的有兵家传统，成道成仙的有道家传统，然而这都不是制度化的传统，而是精神生活上的传统。而在意识形态的关键领域，现代中国人受西方影响深刻，这些关键领域大量的词汇，如“政治”、“干部”，都来自于西方，由日本从西文翻译过来，再被汉语所采用。
“中国近代以前的文学、哲学，可以抛开现在词汇不用，但到了现在，讲所有事都离不开西方的这些概念，无论是我们观察世界，互相交流都脱不开它们，我们确实生活在这个传统中。”冯克利认为要是离开这三个传统，不仅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也想象不出中国的未来，这三个传统在现在的中国也各有自己的代表。至于哪个传统的作用更大，会锁定中国的未来，却是难以预测的。
但依然有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或许利用传统和学习西方是一个道理。“我们一定要利用有价值的传统，不要急功近利，我们不能放弃自己，中国很多现代的失败就失败在急功近利，而抛弃了长治久安的制度和思想资源。”冯克利最后总结道。
